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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宋皇帝和朝中重臣们在谈论贺兰国王及他所采购的书籍时，赵诚也在和刘翼谈论同样的事情。
刘翼随赵诚逛礼部贡院外的各家书铺时，见到朱熹的四书集注卖得最火，并买了一套，一读之下即食之如髓，不忍释卷。因为地域相隔以及政治与军事对恃的局面，朱熹的学说目前只能在江南才可以看到，中原士人根本闻所未闻，中原读书人只知道周、张、二程而不知朱某人为何方神圣，更未接触到他的学说。
“我刘翼少时博览全书，自以为学贯古今，今天才知如井底之蛙，一叶障目也！”刘翼放下手中的书叹道。
屋舍内，明烛高照，赵诚也和刘翼两人一起凭窗共读，在身后的墙体上投射出两道长长的身影。
“明远兄几年前不也写就一本《刘氏十三经集注》吗？比这朱熹还多出九经，岂能妄自菲薄？”赵诚笑着道。
“相较之下，在下所著不过是皮肉，与朱氏这大作相比，缺少筋骨。”刘翼道。
刘翼说的是世界观的问题。
“依我看来，朱氏也不过如此。明远兄，可知朱夫子为何生前不招上一个皇帝赵扩喜欢，死后却享有赫赫盛名？”赵诚问道，“同样，明远兄可曾想过孔夫子为何生前也不招人喜欢，为何孔圣人带着七十二弟子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
“春秋时，列国相攻。为人君者。自顾不暇，哪里能有明君采纳孔圣人的主张呢？”刘翼道，“我听说朱熹生前也是遭小人陷害。故而郁郁不得志，所作巨著，如明珠暗投也。”
“当年孔子曾被齐景公奉为国宾时，礼遇不可不谓隆。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如今士人看来恐怕是人之大伦天经地义吧？”赵诚道，“齐景公也大为悦服，给孔子以鲁国上卿季氏与下卿孟氏之间地待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论语微子）。齐景公还打算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孔子，进一步加以重用。可是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何也？”
“那是晏婴为首的齐国大臣的反对使然，因为他们以为孔子之道并非是治理国家地善法。”刘翼道。
赵诚忽然大笑：“我若是晏婴，我也会反对。”
刘翼摸不着头脑。
赵诚又道：“若是王从之在此，他定不会如明远兄这么看，这就是你与他的不同之处。你是真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问本身。而明远兄学的却是谋略与实用之学。你只会从做学问本身为学。而不会去想在学问和所谓治国之道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请国主赐教。”刘翼道。
“但凡学问，一为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这当然也是学问。还有一种学问，却是在故纸堆里寻求真义，诸如孔孟、董夫子，宋初之周敦颐、二程洛学，又有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蜀学派等，近才有朱熹集大成者，他们的学问其实就是自己的治国主张。无论是仁恕之道，还是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就是为政之道。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哲理，但凡有一套自己地哲理主张者，即成一家。若是为一些人所赞成。即是一大家。孔子之不得志，朱熹之落魄。能否得志还要看他们的主张是否为有真正权力者所能容。”赵诚道，“孔子年代，列国政出大夫，陪臣执国命也，若果真按照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必然会损害一些大臣的身家利益。士大夫们如何能答应？朱熹也是一样，他不仅得罪了当朝大臣，还得罪了皇帝，下场可想而知了。可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新皇帝即位，金口玉言，朱熹就成了万人瞩目之硕儒。”
“秦有商鞅，故秦法苛刻；汉有董仲舒，故独尊儒术。国主的意思是说，但凡一种主张施行与否，并非是其法高下如何，而是掌权者之选择？”刘翼有些泄气道，“我所集注十三经，虽不同于汉至五代之治经那样，从章句训诂处着手，但终究是学问本身，于国无益，只能供做学问者参考一二。”
赵诚见刘翼有些泄气，鼓励道：“明远兄不必颓唐，诚如你所说，这朱熹所著述不过多了一副筋骨，因而其血肉丰满，为江南士人所景仰。若是你刘明远若也能给自己找到一副筋骨，那岂不是也成一大家？”
“做学问岂能如此？”刘翼诧异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先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这么说，文人们也这么说，所以天下百姓都认为皇帝就是天，是不可违抗地。倘若先人说，普天之下百姓最大，皇帝若是不堪，应当被赶下皇位，后人会怎么看？这不过是一妄言，既使说了，没人会放在心上。孟子也曾说民为贵，然而真正为皇帝者在意吗？”赵诚道，“我赵诚也是一国王，所以我若是说你刘明远所说地就是普天之下最正确的主张，凡是与你所言相背的，都是伪禁之学，将来若是在我治下兴科举，那么我贺兰的读书人谁会不将你刘明远的著述当一回事？再进一步说，我赵诚若是得了天下，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上有所好，下有所趋也！”
赵诚光明正大地说出来自己的意见，无非是要确立自己的治国主张。刘翼是赵诚的心腹，虽然并没有沽名钓誉之意，但自己地著述若是有利于赵诚的统治，他当然不会拒绝。
“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有所长，不可偏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刘翼怀疑道，“难道国主欲以一家之学盖百家之学乎？”
“我早就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将来我不会去禁止任何一家学说。但为政者，总会有所取舍，何为治国之道。全有赖于明远兄之著述。”赵诚道。“司马公著《资治通鉴》，试图以史为鉴，考历代之得失，借以今用。明远兄所述不仅要有自己的地筋骨，这副筋骨还要经得起考验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为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后世之儒不得不穷首皓经。有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故步自封罢了。但宋人却不这么做。是从义理大义出发，讲究经世致用。我观朱熹之学说，却是道德性命之说太甚，虽有经世致用之主张，我却不太赞成，用来治国却是差了些。”
“治民、军事、天文、算术乃至百工，处处皆学问，国主要是让士大夫精通百业，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些吧？”刘翼道。
“儒学为体，杂学为用。”赵诚道，“譬如练军，儒学可没告诉我如何练兵；又如冶铁，若无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场杀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张仁字当先，然而时世却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只因律条规定之不同，不能因时因人而异，时人都云秦法苛刻，然宋国不杀士大夫，却也是过宽了。还有商业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却将其视为国家基业之一。若是儒者，重农而轻商，则吾不喜，重文而轻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学，从释家中寻求真义一二，却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学，却不是故步自封，虽坚持本心，却不排斥他家之学，譬如技艺末学。”
刘翼并非是死读书之人，一来是因为他年轻，不会如老夫子一般热衷于科举，也没那个机会，因而思维比较活跃；二来这些年来远离故土，四遭地环境变了，他地心境也自然发生变化，尤其是追随赵诚多年，见过太多让他有所触动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故步自封，对所谓地名教大防存在着自己看法。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抱负，通常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有许多人千里求学只为官，但不能否认总有一部分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命运会改变一些人的最终结局，有文弱书生不得不持刀横卧沙场，有羽扇纶巾的文士为了心中的理想，却不得不与奸臣权贵攻讦伐异。
时势造英雄也，英雄并非总是武士，文亦英雄。浑源刘翼因为赵诚注定改变了他自身地命运。倘若天下太平，他恐怕和大多数文人一样穷首皓经，赴科举，或中进士为官，或屡试不第。但是命运让他沦为蒙古人的奴隶，又因为看见太多的生死别离，与外面世界的迥况，他丢弃了以前自家书斋里的幻想。
他丢弃虚妄的理想主义，捡起了实用主义，一种需要儒学理论支撑的实用主义。《刘氏十三经集注》就是一个很好地开始，如宋国文人疑古一样，他缺少地只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却是中原的沦丧与战争的杀戮给他带来的震憾，然后遇到了一个思想奇特让人既使不太信服，也无法辩驳的赵诚——因为他有一定的治世经验作为自己的证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正如赵诚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有权力者，既可以让文人地主张成为治国之纲，又可以去证明这种主张是否能达到国家昌盛的最终目的，只要他有机会付诸行动。正如宋国文人所希望的“内圣外王”政治理想一样。
赵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有野心，但却缺少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去支撑统治。他不能绝缘于这个时代，这种体系并不会脱离于儒家经典的论述，这是政治现实，只是更加讲究经世济用地。
三月地这个夜晚，在江南临安这座院子里，贺兰国王赵诚与刘翼两人秉烛夜谈。赵诚试图在朱熹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完善，弱化人欲天理之辩，增加诸如“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地方法论，对于君子为学强调“学贵履践、经世济用”，并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孔子经典言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进行重新解读，还原或者赋予其进步意义。
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没有问题，但由此衍生出的理解就有问题了。许多人认为，孔子是不看重“利”的，由此推之，君子是不言利的。其实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依然好利，他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追求“利”，但不能有“不义”之利；他甚至认为，当国家清明时，个人不能得利不能富贵，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如此，赵诚就可以找到提高商人地位，进而大力发展商业获利的理论依据。而商业的发展，却会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就意味着技术进步有了可能，并带来社会形态的变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哲学思想是基础，一种有着进步意义的哲学思想，虽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但若是占据主导地位，却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不能成为助力，就会成为阻力。
总之，是按照赵诚的治国思路，从儒学中寻找理论支持，使之成为一种有理有据，思想严密的体系。这也是赵诚在现实与理想之中寻找中间道路的尝试，王敬诚是自己的智囊，何进等武人是自己手中的刀箭，这刘翼就成了赵诚手中的笔。
文治与武功，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