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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报国这种话，说说可以，实际用来做事是不行的。
虽然大明文臣们整天高喊着这些口号，实际上他们对此很清楚。
要人卖命做事，无非功名利禄四字。
功名是不能给的，土木堡之后好不容易取得的文贵武贱局面，万万不能更改。
那就只有利禄了。
幸好，不用自己掏腰包。
幸好，武将也没了骨气只求能弄些银子。
更好的是，这些银子要从文官们手中过一遭。
因此，孙承宗首次督师蓟辽时，坐视五六万兵力虚报十一万。
因此，王在晋退守山海关计划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袁嘟嘟上任后，削减80万，转手又以空月马乾弄回大半。
因此，孙承宗二次督师蓟辽继续堡垒推进，直至大凌河之役被后金连内裤都给扒了下来，其原因还是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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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的想法也与此没什么区别。
陕西形势很严重，自四月至今滴雨未下，各地灾民已经出现人相食的现象。
虽然还未形成大的民乱，可天灾之下各地小规模动乱不断，不断有流民聚集劫掠士绅米粟。
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百姓活不下去时自然会铤而走险。
他虽然明白，可也只能分兵各处围剿，务必将乱子扼杀于初起之时，一时间颇有些焦头烂额的感觉。
此时此刻，朝廷清理粮饷之举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正是用到武将之时，拉拢与激励武将才是首要问题。
虽说他有手腕，可毕竟光有手腕是不行的。
因此，他再次上疏要求停止削减军饷粮饷，而且要把欠饷补上。
写这奏疏时，他也有些犹豫。
京师的情报一点点传来，他也知道皇帝在大力整顿军镇，也知道皇帝在编练禁军。
不过陕西情况特殊，想来皇帝若想稳定形势，也只有捏着鼻子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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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朱由检对稳定陕西根本就没报什么期望。
老问题，没有粮食与一个高效廉洁的地方衙门，救灾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他不打算浪费朝廷的银子。
不过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
考虑再三，清军依然要进行。
陕西每年田赋是接近200万两，除了地方存留之外，全部起运到边镇以支付薪俸与军饷。
其下辖榆林、固原、甘肃、宁夏四处军镇，每年除了京运银90多万之外，还有陕西民运粮8万多石，民运银80多万，盐引、马草、运费折银若干。
至于屯田粮40余万石，早就不见了踪影。
四镇粮饷总数200余万，计划是削减三分之一数额。
提笔给洪承畴回信。
隐隐约约提醒他，光是拉拢武将不行，更要注意士卒。
武将捞银子少了顶多怠工，士卒吃不饱可是会造反的。
削减粮饷会继续。
京运银至少削减20万，朝廷也能喘口气。
再削减20万民运银留在陕西，加派的辽饷大约20万两，也不要了。
这些银子就由洪承畴调度，或在当地或去湖广四川购粮，能救多少算多少。
再告诉洪承畴，他可以自行决定受灾各县减免税赋事项，不过要是出什么幺蛾子，自己准备好承担后果就是了。
再下旨给山西、大同两镇，如果被流贼肆虐就等着被收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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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赶来禀告房山县之事。
事情已经查清，一些士绅收买了顺天府的几个官吏，制造了假步弓有意陷害学员引发骚乱。
顺便审问出来一些贿赂学员、衙役之事。
很正常，事关利益什么歪点子都可能有。
“除籍之后，抄没家产。”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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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台场属于长芦盐场，位于宝坻县东南沿海，海边排列着大小不一的盐池。
盐场北边就是沙河，放舟于海中向南则通海河。
盐场编有145户947丁，起初每丁每年要上交1600斤盐。
后来改为折银，丁银大约五六钱，灶地、草荡地每亩银0.001-0.01不等。
比起田赋银0.033的税率低多了。
曹化淳在这里一口气买下120顷地，包括了王家庄、到葛各庄之间所有的滩涂地、草荡地。
地块呈长方形，沿海边长十余里，宽二三里不等。
四千多招募的流民壮丁，正在这里挖掘沟渠、盐池，休整道路、建造由汤若望设计的风车。
巨大工地上沟渠纵横，沿着沟渠排列着一个个长条形的盐池，每个盐池大约三亩的样子，差不多够一家两个壮丁照看。
壮丁每日工钱三分银子，盐池建好后愿意留下的则是每月1.5两。
连壮丁带家属万余人，分成十余个聚集点，住在简陋的窝棚里。
各处都设有粥棚，每石6钱银子的粟子熬制的粥管饱。
壮丁油水不够的话，那只能自行掏钱买了。
老弱妇孺做饭送饭之余，则在看顾孩童、休整窝棚，顺便谈论着还回不回家乡。
如果不回家乡，则需要向东家借钱盖房，还要计算多久才能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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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地花的银子不多，这里的荒地大都属于官府，二三两就能买下。
如果需要的话，曹化淳计划将盐田再扩大一倍。
粥棚，按照每人每月三斗的大明官方标准计算，也就几千两。
也不是没有麻烦。
这里除了编定的盐户之外，也有势豪雇佣乡人开辟的私盐池。
起初还有些争执，不过在看到几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后，诸人很识趣的偃旗息鼓自认倒霉。
当然，发动些士绅上书朝廷控诉太监扰民害民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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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河流，大都是冬春结冰、干涸，夏秋则河水泛滥。
其中尤以永定河、滦水、滹沱河为甚，有道是‘其势猛，其流濁，其消落无常，势不可制’。
当此大旱之时，搞水利工程也就成了一举两得的事情。
十数处工地同时开工，疏浚河道整修大堤，于堤上广植榆柳等树木。
也顺便建了几个闸门、挖掘了几条沟渠用作灌溉。
与盐场一样的工钱，家属同样吃粥棚。
修完堤坝如果还有灾情，那只好继续修路了。
太监们则吃住在大堤上，往来监视检查，因为以后谁负责的河段万一决口，脑袋可就会搬家了。
施鳯来曾提出效法左光斗开辟水田，结果被魏忠贤好一顿嘲笑。
开辟万亩水田倒是容易，只要舍得银子，河流两侧尽可以开辟出数千顷。
可只需或三五年，一场大水就会将所有心血摧毁。
浪费银子不说，还免费附送一批灾民。
这就是为什么从明朝到清朝，北方水田始终发展不起来的原因。
为了削减漕粮、减轻江南人的负担，从汪应蛟开始明朝官员几次开垦水田，都是旋即废弃。
百姓都是贪利的，如果不是不得已怎么舍得废弃。
当然，大明官员是不会记载这个的，他们只会说是因为北方人怕加赋才阻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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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依然没多少起色，朱由检也不急，每日里只是默默的观察着。
京师内也不安稳，米价一度涨到每石1.2两，不过在曹化淳派人去好言相劝一番后，粮商幡然醒悟主动将粮价降回到一两。
宣府斗米三钱，朱由检本来打算用储备的大米把价格拉下来，魏忠贤一句话就让他打消了念头：“何必如此费事呢？
大明律对此是有专门条例的，派个人去说一声，谁如果不想要命了就继续涨吧！”
哑然失笑，忘了这是大明啊！
好像没有什么人泉可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