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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群体的普遍特征——说服他们的方法——候选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名望的必要性——为何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很少从他们自身的阶级之中挑选候选人——词语和套语对选民的影响——竞选演说的一般特点——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令人恐惧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权虽无甚价值，但不能废除——为何即使限制选举权也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选民群体，也就是说，拥有选出某人担任官职的权利的集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是由于他们的行动只局限在单一的、早已决定好的事情之中，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所以，他们只具有少数几个在之前描述过的特征。在群体的特征中，他们很少表现出推理方面的才能，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脾气暴躁、易受骗、头脑简单。此外，从他们的决定中也可以发现群体领袖的影响力，以及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方法。从最成功的方法中，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推断出他们的心理。
最为重要的是，候选人应该拥有名望。个人的名望只能被财富取代。天分甚至天赋，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
极其重要的另一点是，拥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有能力迫使自己在不进行讨论的情况下，争取选民的支持。选民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或农民，他们很少从自身的阶级之中挑选候选人，原因就是这种人在他们当中没有名望。当他们偶然选举出了一个地位和他们相当的候选人，一般来讲，也是出于一些次要原因，例如为了刁难一位声名显赫的人或一位拥有深厚的影响力的雇主,选民在日常生活中要依赖于他,或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暂时产生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然而，拥有名望还不足以确保一个候选人取得成功。选民们尤其看重他所表现出来的贪婪和虚荣。他必须用夸张的甜言蜜语说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选民们做出最异想天开的承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么再怎么辱骂和诋毁雇主都不为过。而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方法，让人们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家喻户晓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倘若对手并不熟知群体心理，他就会使用各种论证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将自己局限在通过一个断言来应答另一个断言的情况之中，如此一来，他将会彻底失去成功的机会。
候选人写出的书面纲领不应该太过于绝对，否则他的对手就会用它来对付他。然而，在他的口头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无所畏惧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他们所做出的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它们对未来并不具备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选民从来都不想知道他们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能够在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多远，虽然他认为正是这个行动纲领才能确保他做出自己的选择。
从上述事情当中，可以发现我们在之前曾经描述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我们在话语和套话——我们已经谈论过这些东西所具有的魔幻的控制力——所发挥的作用中还会看到它们。一个懂得如何使用这些说服方法的演说家，能够利用刀剑完成的事情，用这种方法同样可以办得到。例如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钱财、卑鄙的掠夺者、受人尊敬的工人、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往往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尽管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此外，倘若候选人道出了新的套话，但是又缺乏准确的含义，因此可以迎合多种多样的愿望，他也必将会获得成功。1873年，西班牙那场血腥的革命，是由这种具有复杂的含义，所有人都可以对其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而引发的。一个当代的作家阐述了这种说法的涌现，我觉得在此有必要援引一下：
那些激进分子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不过是一个伪装起来的君主政体的国家，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一致宣告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尽管没有任何一个选民可以解释他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人们很快乐并陶醉其中。道德和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拉开帷幕。如果一个共和主义者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的头衔，那么他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在大街上，群众用这样的话问候彼此：“联邦共和国万岁！”随即便响起了阵阵赞叹之声，对军队没有纪律这种奇怪的美德和士兵自治欢唱颂歌。人们对于“联邦共和国”到底有着怎样的理解呢？有的人会认为它意味着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其他人则认为所有的权力都将得到废除，以最快的速度开展伟大的社会改革。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提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依照各个自治区的不同情况进行立法，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严禁警察和军队的出现。在南方各省，叛乱很快就从一个城镇转移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有一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一时间摧毁电报线路和铁路，这样就能切断与临近的村子以及马德里的一切联系。处境最悲惨的小村庄注定要寄人篱下。联邦制度给各个门户提供了条件，各地都在杀人放火，人们为非作歹。这片大陆上充斥着血淋淋的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施加影响，倘若想对这一问题不产生任何怀疑，就千万别去阅读任何关于选民集会的报道。在这种集会上，断言与主张、对对手的恶言谩骂，有时拳脚相加会交替出现，但是他们从来都不进行辩论。就算会出现暂时安静的时刻，那也是因为一个有着“粗汉”名声的家伙站了出来，声称要提出一些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尴尬的问题来刁难候选人。然而反对党派的满足感并不能持续多久，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咆哮所淹没。下面来自公共会议的报道，是从报纸上的上千个类似的例子中挑选出来的，可以视作这方面的经典范例：
竞选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要求集会推选出一名主席，全场的人顿时炸开了锅。无政府主义者立刻跳上讲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占了委员会的桌子。社会主义者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反抗；拳脚相加此起彼伏，任何一个政党都指责其他党派是收受了政府贿赂的间谍……一个眼睛被打紫了的市民离开了议会大厅。
在巨大的骚乱之中，委员会无奈只得延长时间，将发表意见的权利交给了Ｘ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对社会主义者发动迅猛的攻击，他们则用“白痴、恶棍、无赖！”等等的嘶吼打断他，Ｘ同志针对这些嘶吼提出了一种理论，依照这一理论，社会主义者就是“白痴”或是“无比可笑的人”。
昨天晚上，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盛会。大会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同志——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
当这些话一说出口，彼此的恶语谩骂，演讲者和观众甚至抡起胳膊打人。椅子、桌子、板凳，都变成了人们手里的武器。
等等，不一而足。
任何时候都不要认为，这种描述为固执的选民阶级所特有，并且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无论什么样的没有名称的集会当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会上所讨论的内容也都大致相同。我曾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就会有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倾向，在任何场合都能发现这方面的证据。例如，下面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
那天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骚动有增无减。我绝不相信，一个演讲者能够成功说出两句话，还不受到其他人的干扰。每时每刻都能从这里或那里大声叫喊，甚至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喊声。掌声和嘘声夹杂在一起，激烈的讨论在观众中的单个成员之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些人凶恶地挥舞着棍子，其他人狠狠地踩踏地板，打断演说的人引发了一片喊叫：“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先生在大肆宣扬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怀恨在心之类的用语，他宣称想要将这些东西全部摧毁。
等等。
如果我们被问道，选民是如何在这种条件下产生意见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就相当于在由集体享有的自由程度上藏匿一种奇怪的谬见。群体拥有其他人给予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夸耀自己拥有理性的意见。通常来说，在选民的意见和投票都掌握在竞选委员会的手中的情况下，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向工人们承诺利益，所以，他们在这些工人当中颇具影响力。谢乐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竞选委员会吗？它是我们制度的奠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伟大杰作。现在的法国就是由竞选委员会统治的。”
倘若能够让候选人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那么对群体施加影响力就不是件困难的事。依照捐款人的许可，300万法郎就足以确保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没有更出色，也没有更糟糕。
因此，我从上面的言论中没有总结出抗议普选权的结论。我理解了它的命运，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应该将这些方法保留起来。事实上，我们依靠群体心理的调查总结出了这些原因。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我决定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的弱点十分明显，而不容易被忽视。不可否认，人类的文明是由少数的拥有超高智力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的顶点。随着金字塔各个层次逐渐拉宽，智力水平也会随之持续下降，它们代表着一个民族里的群众。文明的伟大如果通过依靠鼓吹人数优势的低劣选民的投票，那么它就无法让人们安心。此外，还有一件无须质疑的事情，就是群众投出的选票往往非常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数次被入侵的代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正在为其做好准备的社会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充满妄想的人民主权论极有可能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意见虽然在理论上讲能够让人信服，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就丧失了全部力量。只要还记得观念转变成教条后就拥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如同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毫无辩驳的能力，但是如今它却拥有与往昔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力量。因此，它就像我们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无懈可击。想象一位现代的自由思考者奇迹般地被送回了中世纪。你真的会认为，当他确定当时的宗教观念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就会对它们发动袭击吗？一旦落入一个可以把他送到火刑柱上的法官的手里，控告他同魔鬼做出约定或出席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再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使用讨论的方式对抗龙卷风，这丝毫都不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今天，普选的教条拥有着往昔宗教的教条所具有的力量。当演说家和作家在说到它时所表现出的恭敬和媚态，就连路易十四也没有机会享受。因此必须对它采取同对待所有的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才能够对它们产生影响。
况且，试图削弱这一信条根本毫无用处，因为它拥有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彼此之间不信任，因为他们全都一样，然而这种比喻让他们几乎没有限制地相信公众的评判力，其原因就在于，让所有的人都保持头脑清晰是不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并进。”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有必要的话，将这种权利限制在智力水平高的人之中，这样做能改善群体的投票结果吗？我绝不会承认这就是事实，这些都是建立在我所说过的理由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所有的集体，无论其人员构成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的病症。在群体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普遍性的问题上，40位科学院士的投票不会比40个搬水工的投票结果高明多少。我压根就不相信，倘若成为选民的范围只局限在有学识的和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之中的话，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熟练掌握希腊语或数学，因为自己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能够知晓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是重要领域的教授或是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的问题——贸易保护、复本位制等——达成过共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只是我们普遍愚昧的非常脆弱的形式。关于社会问题，由于不可知的因素的数量众多，所以从实质上来说，人类的愚昧无知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倘若选民由通晓各种学识的文化人组成，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强多少。他们仍然主要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引导。对于那些我们在当下不得不处理的困难，我们仍然无从下手，而且我们一定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镇压。
无论群体的普选权是受到了限制还是普遍给予，无论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下行使这种权利，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一致的；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只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渴望和需要的表达。在任何一个国家，当选者的普遍意见代表着种族的禀性，而我们发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当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再一次碰到了种族这个基本观念。我们经常会碰到它，也因此产生了其他观念，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只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很小的影响。人类主要由他们民族的禀性所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受到道德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禀性，其实就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枷锁，是掌控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