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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官这事是从南京周边几个地区闹上来的，倒不是说南京周边的人思想先进，而是因为那里水土好各种试验都走在全国的前头。最开始的退桑还稻和一同进行的大户退田，后来的移民落户还有退役军人组团务农做工，还有前两年的辅政制度和府县分工等，都是从南京周边开始的。
南京周边有山有河有湖泊，不像其它地方有天灾的时时侵扰，正适合搞点别出心裁的东西做试验。这做试验有成功就有失败会有风险容易引发百姓的怨气，不过魏忠贤呆在南京就不怕有人闹事，这也是天启喜欢在南京周边做试验的原因。
两年前开始推行辅政制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从上面派下的人不怎么清楚本地的事，要求在县级的辅政机构里增加本地人。按沿袭下来的不成文规定县官一般是不下乡里的，除非有了案子需要他去实地考察寻找线索，说是担心官员滋扰百姓，其实这只不过是官员们的一个借口。当官的一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读了圣贤的书以后就自觉得自己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于是就不想跟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打交道，有事都是叫乡老里甲长来回话。
有理想的人看不起没理想的人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双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传统。圣人都说过“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话，说明圣人也认为读书人跟普通百姓通礼见面是很丢面子的事。唐朝刘禹锡混得不太好把官混得越来越小，但他依然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在《陋室铭》中写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句子，可见连被贬的官都看不起不识字的普通百姓。
不过这也不奇怪，读书人都是有理想有道德还有生活保障的人，没事时想的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确实要比成天为柴米油盐醋酱茶操心的人高人一等。读了书做了官你还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混为一伙，那你纯粹是自毁前程，上司同僚都会耻于再与你为伍。
县官不下乡辅政的佐官也不想下乡，从下面找两个人进辅政机构代人说话就成了变通之策，谁知道就是这个变通之策久而久之就出了问题。一开始被拉进来的是些老秀才老举人，他们没有什么上进心能进来混两个小钱就觉得不错了，其他人看不上这位置也没人跟他们争，谁知道过了没多久大家就发现没对劲了。
上级派来的官员不愿意跟百姓直接沟通，普通百姓有什么话也没有渠道传得上去，这些拉来的本地读书人就成了上传下达之要人。上级的政策由他们解释，下面的情况由他们随意解释，其中的权力就显得很大，什么事都在于他们怎么说。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有几户大户，家里也有几个读过书的子弟，最开始看不上这职位现在看到了利益，于是又开始眼红起来，要求选官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杨涟在南京周边调查了很多地方，所调查出来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因为本地选拔起来的辅政官权力太大招人眼红，想通过选举把自己人推上去，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据说有个地方的辅政官一开始没人愿意去，想着读了那么多年书还要去向一群土官点头哈腰就觉得掉份，于是叫一个家里的势力和财产都不怎么样的人家出了一个人去应付，谁知道没过两年，这人就利用手中那点小权力把自己的家族发展兴旺得不得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什么事也经不起仔细琢磨，大家经过认真仔细的琢磨发现与其好高务远去中进士当大官，还不如现在就抓紧这点眼前的权力为家族谋福利，反正一边当着官还可以继续学习等待科考。问题是各县里的辅政官虽然级别不高但也是名额有限的职位，现在已经有人了你再要想挤上来其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大家一合计就提要求重新选，反正选得上算便宜选不上也没损失。
这些来龙去脉是杨涟经过仔细调查后呈报上来的，当天启看过了杨涟的奏报时，提起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一直以来天启对高攀龙、杨涟等东林党都抱着既要使用又要戒备的心理，因为他知道东林党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这样的一群人用好了就是巨大的助力，用不好就是一座危险的火山。经过长期仔细的查探，天启发现这些人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其核心思想跟自己会有那么一点冲突，因为东林党的核心思想是限制皇权同情百姓。对这样一群有理想的人天启的办法就是找到他们的弱点然后慢慢瓦解他们，就算不能瓦解他们也可以消磨掉他们的意志。
一般地说一个人的弱点无非是名和利，东林党人都以成为君子为自己的目标，这就算是求名了。至于说利那是所有人共同的最爱，古人不就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说法吗？很多当官的私下说起来也不避讳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想法。出于用名利达到瓦解东林当内部这一动机，天启鼓励支持高攀龙他们办报纸分利润，虽然被高攀龙和刘宗周还有黄尊素等人识破，但是也部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在其内部安下一个不稳定隐患。
最开始一听说南京周边有人要求民选官，连魏忠贤都密奏说涉及的范围很广担心有人趁机起事，所以天启把赵率教定在南京不动，连辽南地区要修建边墙房屋都没敢派去。其中最让天启担心的是东林党内部那些年轻人太毛燥，听了两句话就热血上涌开始找人找机会寻机起事，那就会变得难以控制。现在一听要求民选官的这帮人胃口很小，不要说东林党以前说的选首辅，就连七品县令他们都没敢想，只要求选两个自己人去县里做事，目光不远大这就很好办了。
从这事天启也看出东林党的群众基础也不是那么扎实，他们的理想也只存在于以前，现在的人还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不过仔细想一想也应该是这样，东林党再怎么以天下为己任也摆脱不了自己是读书人的身份，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是不可能跟种田的泥腿子打成一片的。东林党的爱民思想只能是高高在上的同情之爱，不可能是可以交心的朋友之爱，他们可以用爱民口号增加人气，但是绝对不可能跟打铁的匠人和割麦的农夫坐而论道。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天启让高攀龙派人在北京附近找几处做试验，同时派人通知南京的杨涟让他在南京做试验，试验目的就是让一个县里的百姓选县下面的乡长。天启想看一看直接选乡长会不会选出满意的人出来，假如真能选出上下都满意的人，那么可以逐步向上选州县官员。当然做试验就可能遇到风险，为了避免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天启特别指出跟粮食和银钱有关的事务由大铁公司派人协同处理，只要钱粮不出问题其它的都是不足挂齿的事。
高攀龙和杨涟等人接到天启的旨意后立即开始行动，在南北两京开始了民选官的试验，当然这个官小了点只是个乡官，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场选当场定的官。在以前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官严格地说都不是官，是推举出来上传下达的人，大家都称为乡老。乡老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头子，好多跑腿的活就做不了，因此还有一些被乡老看中的年轻人被任命为里长甲长，像当年汉高祖刘邦没有发迹时就是一个相当于里长的亭长。
天启没管那么多直接定下了把一个县分为九个乡的制度，县城的四方和四角八个方向分八个乡，加上县城本身为九个，各乡的乡长为九品官都从当地选出来。现在的人口比汉、唐等时代已经增加了很多，皇权不下县的做法已经不再适合了，否则的话朝廷的权力就会下得不够深，百姓们就感受不到国家权力的存在。
从六月中旬开始到十月这小半年里，南北两地参与做试验的有好几个县，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有些新奇，后来就慢慢理解了朝廷的做法，尤其是眼见着当场划票当场定人的事出现，百姓们慢慢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
这天天启正在看东林月报上钱谦益写的一篇文章，谈敬说高攀龙和刘宗周求见，要汇报一下这半年选举的结果，听谈敬说起天启才想起小半年前定下的事，不由得来了兴趣让谈敬叫两人进来。当高攀龙和刘宗周坐下后，天启兴致勃勃地问道：“你们今天来是不是民选官的事有结论了？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高攀龙说：“回皇上话，经过这近半年的选举，出现了很多我们平时想不到的事，可以说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有。”
天启说：“那你们就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用了近半年才选完应该很有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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