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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盖栋，1986年生人，从我出生那天开始算，到我动手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前前后后共计三十二年半，对于我来说，能活这么久已经是莫大的成就了，因为按照我的先天命格来算，这一生阳寿原本不会超过五年。
这样的命格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也给我带来了数不尽的机缘，如果不是因为它，四岁那年，就不会有人特地为我续命，六岁那年，我也不会遇见师父。
我身上的这道命格，原本被称作“假尸脱生”，但很多人觉得这名字晦气，又将其称之为“落地童子命”，据说从老子写下《道德经》算起，至今2500多年，我是唯一一个具备这种特殊命格的人，至于是这种说法到底有几成真假，却也无证可考。
也有传言称，但凡落地童子，要么五岁夭折，要么得天机造化，超脱阴阳轮回。
我确实没有在五岁那年早夭，但也不敢说自己得了什么天机造化，反正我自己认为，到现在为止，我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也要吃饭，也要赚钱养家，偶尔也会有些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
若真要说差别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了吧。
在有些人眼里，我是一个行走在世界各地的术士，也有人认为，我是个生活在市井之中的隐士，甚至有人以为我是个什么，世外高人。但在我自己眼里，我就是一个手艺人，靠手艺驱邪除恶，靠手艺为自己续命，靠手艺养活自己，仅此而已。
这些年来，我走遍了国内的深山秘境，也走遍了国外的阴川鬼地，已不记得自己在鬼门关走过多少遭，更不记得自己镇过多少恶鬼，杀过多少邪神，天天深处在凶险中的时候，总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样的日子，可真当突然闲下来的时候，又会变得无所适从。
我是从2017年年底突然闲下来的，过了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实在闲得发慌，于是就有了要写这本书的打算，可几次动笔，却都因为不知该从何说起而不了了之。
直到2019年的元旦，我才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机缘之下，再次启动电脑，打开了这份在桌面上搁置了一年多的老文档。
我的事，还是要从1986年那场暑煞开始讲起。
那是1986年的阴历6月中旬，才刚入三伏，热浪就以劈头盖脸之势涌进了黄土坡深处。
按说碰上这么个时令，热也是正常的，可那一年的伏热，却热得相当邪性。
我爷爷说，他在黄土坡上生活了大半辈子，也算是见惯了深沟大壑里的怪事，可每每回想起那一年的暑煞，心里头还是一阵阵地发紧。
热浪刚进村的当天夜里，村西头的坝子河就在一夜之间没了水，这条河两百多年没断过流，可那天夜里，却连水带泥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是有人在河里放了一把猛火，不但蒸干了河水，还把整条河道烤成了一条只见黄土不见湿泥的干土沟子。
坝子河这么一干，村子失去了抵抗热浪的最后一道屏障，霎时间成了火炉。
据我爷爷回忆，那段时间，就连屋檐底下的阴凉地里都憋着热气，人躲进去，不光感觉不到半点凉意，喉咙也像是被人卡住了似的，想换口气都难。最热的时候，村口的界碑也吃不住热，崩开了一道半指宽的口子。
身上裹着衣服，热气就顺着衣服间的缝隙钻进人的毛孔里，再顺着毛孔冲进五脏六腑，弄得人呼出来的气都是燥的。可要是光了膀子，又感觉浑身上下好像爬满了烫红的蚂蚁，又疼又痒。
只有到了晚上，情况才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太久，第二天天还没亮，那股子邪热就重新杀回来了。
这么个折腾法，神仙都受不了，更何况人呢？于是就有人提议，真不行大家一起搬出村子，到黄土坡外面去避一避，等到三伏过去了，再搬回来。
每当有人说这话的时候，我爷爷只是用力皱一下眉头，可一句话都不多说。他是村子里辈分最高的人，只要他不表态，别人自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其实我爷爷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一年的邪热到底是什么来路，他也想走啊，但又不能走，一旦全村人都离开了村子，那可是要出大乱的。
没办法，既然不能走，那就只能继续熬了。
这一熬，就熬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到阴历七月中旬，村里闹出了人命住在村西头的憨娃子死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憨娃子具体叫什么，因为爷爷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只提这么一个绰号，从来不说他的真名，这似乎是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忌讳。
憨娃子的家正好就在坝子河旁边，而他的尸体也是在河道中被发现的，村里人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头顶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整个身子死死蜷缩在一起，像是抱着什么东西。
几个胆大的汉子合力将憨娃子的手脚掰开，才发现他抱在怀里的东西是一块冰凉的河底石，石面上竟也结了层冰晶，这么热的天，不管是憨娃子脑袋上的霜，还是石头上的冰晶，都没有融化的迹象。
憨娃子的躯干被强行掰开，之前埋在胸口的脸也露了出来，只见他眉毛上扬，眼角却向下弯着，像是在笑，可嘴角也是一副用力向下咧的样子，人只有在痛哭的时候，才会这么咧嘴。
看到憨娃子这张似笑似哭，半阴不阳的脸，在场的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只有我爷爷端着旱烟凑了过去，他扒开憨娃子的嘴仔细看了两眼，而后便闷闷地抬起头来，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老二家的媳妇儿……这是要生啊。”
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不多，但我大伯离得最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刻也不敢耽搁，赶紧跑回家扎了三个草人，又趁着天还没大亮，将草人拉到村口的界碑下，烧了个干干净净。
草人被大火吞噬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见亮，之后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天色还没等完全亮透，我就出生了。
说来也怪，憨娃子这么一死，我这么一落地，闹腾了一个多月的伏热就消了，就连断流的坝子河都回了水，只不过以前的坝子河是条小清河，如今的坝子河里，流淌得却是掺满泥沙的黄汤。
若是放在以往，谁家有孩子出生，村子里的人肯定要登门贺喜，顺便讨上两个红鸡蛋，可我爷爷没给他们这个机会，第二天就将我抱到了冢山。
早在坝子河干透的第二天早上，我爷爷就带上大伯和三叔、四叔，在干枯的河道上架起了木桥，并在河对岸的冢山上栽了一棵槐树苗。在我出生的前几天，他们又在冢山的背阴面建了一座茅屋。
这座冢山，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早期的茅屋是什么样子，我其实并不清楚，因为从我记事开始，爷爷口中的茅屋就变成了一座两居室的石房，房子外面还有一个用篱笆墙围成的院子。我第一次见到坝子河的时候，架在河上的木桥也早就换成了石桥。
而在见到坝子河之前，我就一直住在山的阴面，不知道山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冢山上的土不能随便乱挖，也知道村里养的鸡从来不敢到这座山上来觅食。
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有爷爷和我住在一起，家里的叔伯们每隔两个月来看我们一次，其中二叔和云婶子最疼我，每次云婶子来的时候，总是一抱起我就很久不愿撒开。
不过二叔和云婶子来冢山看我，也是我四岁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每次都是大伯独自一人来给我们送粮食，其他的叔叔婶子并不到山上来。
之所以只让大伯一个人来，是因为他这人有个优点，嘴巴严实，爷爷不让他说的话，他从来不遛嘴。
四岁之前，我的体质极差，智力看起来也要比同龄人低很多，正常的孩子一岁左右就有七八十厘米的身高，可我到了三岁半还没达到这个高度，正常的孩子一岁多就能说出简单的词汇了，可我到了三岁半还傻呵呵的，一个字不会说，只知道笑。
那时候大伯到冢山给我和爷爷送干粮的时候，常常会忍不住嘀咕一句：“这孩子，可别是个憨子。”
每次听他这么说，我爷爷都是一身的火气：“尽在那放熊屁！你别看咱家栋子不会说话，他心里头可明白着呢。不信你看他这双眼，多精神呐，他要是个憨子，眼珠子咋能这么亮？”
完了老爷子还要补上一句：“栋子的事儿，可别告诉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