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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说的很委婉，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当面跟朱敬伦发火，他跟侯进不一样，侯进喜欢人前人后表现他跟朱敬伦的关系，说俩人是兄弟云云，当面有时候也跟直呼其名，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就是一个谋臣，他争取能做好一个军师，比如诸葛亮和刘伯温那样的谋士就很好。
朱敬伦听完方山的说法后，告诉他：“调土客团勇到广州，主要是因为广州兵力空虚，八旗兵分散在高雷阳和惠潮嘉两道，威胁还不算大。但是南韶连道的乡勇现在被打散了，溃兵已经有流散进广州府的，这是一个大麻烦。如果不能立刻将他们收拢起来，迟早不是落草为寇就是叛乱。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四处清剿这些流寇，不能让这些人打家劫舍，为祸一方。”
方山一听是有任务，心里好受了很多，但依然有些失落，好像他两年来的努力，只能用于干这种事，不能上战场他苦心招募的这些团勇有什么意义？
“可是大人，肇庆哪里才是重中之重，我听说战事不顺！”
朱敬伦摇摇头：“相比攻城略地，后方的安定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最近新招募了5千多县吏，刚刚派驻各县，他们的政务还不熟悉，依然需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我们需要时间，要是这时候地方上乱了，打再多的胜仗也没意义。所以让你回来，就是干这个的，至少在今年我不想看到广州府地方上有任何乱象，否则拿你是问！”
朱敬伦的意思很明确，这是给方山委以重任，他心里好受多了，尽管他更相信这是朱敬伦在安慰他，但能让上司安慰，不也说明上司的重用，可同时他心里有深深的危机感，两年多没在朱敬伦身边，俩人的关系可能真的疏远了，否则何至于需要安慰他，直接下命令就完了。
他觉得他毕竟不是侯进那种跟朱敬伦一起打过仗的生死兄弟，要想得到重用，怕是只能不断的立功，那么这个任务他就真的不能弄砸了，马上行动起来，召集手下的军官，要他们轮换出击，到各乡清乡，一个散兵游勇都不能放过，能招降就招降，不能招降就消灭。
说不重视攻城略地是假的，肇庆大战已经进行到了第十天，让朱敬伦意外的是，水陆两路竟然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湘军在龟顶山和大鼎山上假设了几百门千斤大炮，他们的大炮虽然不够先进，但是他们占据着地利，牢牢封锁了这一点江峡，控制了这一地，湘军就控制了西江上游，他们的物资补给和人员都能从广西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广東来。
朱敬伦知道湘军很强，但觉得他们不过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罢了，再强还能抹平时代的差距，因此他做好了苦战的准备，但没想到会这么苦，损兵折将已经过千，湘军损失不清楚，但估计会更大。
一场战事中付出上千士兵的代价，这是朱敬伦在之前作战中还没有遇到过的，无论是剿匪还是平息土客械斗，他都没有付出这么大的损失，可现在仅仅是为了攻打湘军把守的两座要塞，短短十天就损失了上千人，让他如何不震惊。
但他忍住不去干涉前线军官的指挥，越是干涉，恐怕越起到反效果，在战场上打仗的是他们，死人的是他们，坐镇后防就不要添乱了。
但战报他是要看的。
此时大鼎峡两岸的山上，都有一座寺庙建筑，龟顶山上的是一座道观，叫做元贞观，与江对面的大鼎庙隔江相望，此时两座寺院都被湘军征集作为了军事要塞，不但假设了大炮，还在外面挖掘了许多壕沟，筑起了土寨。
新安军从北岸攻打龟顶山，五坑军从南岸攻打大鼎山，两路都受到了湘军的顽强阻击，对方的作战意志非常顽强，几乎没有逃跑的，要么战斗到最后一人，要么在军官的带领下有秩序的撤退。
光凭这一点，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就能傲世中国其他军队，湘军的成功也不是侥幸。
文鸢站在龟顶山下，冲锋的士兵又一次退了回来，他带着十几个军法官站在这里，竖着他们的大旗，上书“第一”字样，他们是新安军第一旅，文鸢觉得这个编号就是给他们的排序，他们就是第一，别的旅并不认同，但他还是掏钱做了这面旗帜。
士兵们逃回来，却在大旗前停住，然后慢慢整队，再次回复组织。
看到大旗他们就踏实了，看到大旗他们也冷静了，因为过旗者斩！
后世有人描绘过湘军，说曾国藩就是这样，树立一面大旗，前面划一条线，过线者斩，所以湘军才死战不退。
这就是扯淡了，曾国藩没有这种习惯，他倒是有杀人的狠心，但他没有杀人的必要。
曾国藩的湘军也打败仗，也有逃跑的时候，曾国藩本人也不太会骑马，更没有这种武将作风，打仗的时候，他很少亲临前线，他很少给部队什么指示，因为他不怎么会打仗，曾国藩不太会用兵，但曾国藩会用将。
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
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如果士兵跑了，军官没跑，战后砍士兵的脑袋，如果军官跑了，士兵没跑，就砍军官的脑袋，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还是砍军官的脑袋。
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营官死在战场上，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如果一只军队打赢了，那就给军官钱，让他在回去招兵，湘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而且都是胜利的雪球，因为所有军官全都只有胜利经验，没有失败经验，因此这是一直习惯了胜利再胜利的军队。
这种只留胜利者的做法，充满了一种智慧，未必附和军事常识，但很有效果。
这意味着他的敌人面对的，是一只要么没有打过仗，要么就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久攻不下，战后开始开会，军官们第一次爆发了矛盾，都认为别人打仗没有尽力，互相推诿，互相责难，湘军是子弟兵，他们也是子弟兵，都是从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出来的，此时却吵得跟仇人一样。
参谋人员根据战斗的情况，认为兵力还是不足，他们提出增援的建议，被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军官给否定了，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们也是一只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侯进跟黑狗也吵的不可开交，作为主将，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推诿责任而争吵，他们在给各自的部队争取利益，都想争取到炮兵的绝对支持，俩人都觉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都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优先支持。
官司打到了朱敬伦这里，这一次他知道，不干涉是不行了，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一是前线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主将，无法协调指挥，之前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防止部下权力过重，也是很必要的，他之前让两只部队互不统属，但给他们分派了独立的任务，认为应该能够相安无事。
可是顺利的时候，他们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形成良性竞争，但遇到了问题之后，就开始互相诿过，都认为己方取得的战果更多，推进更深，更需要支援，都认为对方打的不好，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
果然是统一的组织在平淡中腐朽，而分裂的组织在压力下崩溃啊。
朱敬伦紧急安排了一下公务，觉得自己有必要亲到前线去坐镇。
将陈芝廷从惠州召了回来，给各县发去钧令，告诉各地，现在由陈芝廷暂代广東政务，直到他们接到新的钧令为止。
陈芝廷离开了潮州，他可是惠潮嘉道的道台，惠潮嘉道靠近福健和江西，可不能缺人，调广州知府张敬修去惠潮嘉道任道台。
朱敬伦手里的老官僚数量还是太少，这两年才有一些人才冒了出来，比如东莞县的张敬修算一个。
张敬修是两年前广州府十四县县令挂印的时候，被朱敬伦请来做官的，因为张家是东莞巨富，鼎鼎大名的广東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就是张敬修修建的。
他做东莞县令之前，本身也有一定的经验，曾经捐了同知的官衔，然后组织团练，天地会起义的时候他打过仗，英法联军来的时候他也打过仗，后来太平军到了潮州他还打过仗，朱敬伦任命他之前，他在江西当官，让他哥哥一封信给招了回来。
在清廷和广東之间，他选择了家乡，或者说在文武之间，他选择了文官。在朱敬伦招他之前，他在江西做按察使，这是相当高的品级了，但实际上依然是带兵，曾国藩给皇帝保举说他是一员优秀的水军将领。
朱敬伦给了他一个县官当，他当的也不错，张家在东莞是豪富，是乡绅，是当地望族，因此他的官当的不算难，当了两年，调他做了广州府知府。
朱敬伦甚至考虑过让他去肇庆总揽全局的，但考虑到他跟曾国藩的关系，他放弃了。自己亲自去肇庆，调陈芝廷回广州，然后让张敬修去惠州，升他为惠潮嘉道道台，总揽惠潮嘉道总不会出问题。
除了张敬修，还有新会的罗天池，此人曾经在贵州做过道台，算是一个老官僚，投靠朱敬伦也比较早，尽管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但能笼络住人就行了，现在也已经升任高雷阳道道台了。
过去广東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跑去了南韶连道，他们在朱敬伦和清廷之间，选择了清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