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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官基本上是在从北亰撤军之后陆续来到丹麦的。
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算起来他们已经来了小半年了，除去路途也差不多有三四个月。
但是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不算好，目前基本上还都还没过语言关，而且他们的学习态度差别很大，丹麦教官表示，有些学生学习热情很高，虽然还不能熟练的说丹麦语言，可是却已经学会了相当多的词汇，对照字典竟然可以阅读一些西方军事著作了。
可是有一些军官，对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兴致不高，他们认为打仗学会孙子兵法就够了，洋人的东西，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走走步，打打枪行，排兵布阵粗陋不堪，真要讲智谋，还是老祖宗的管用。
说这些话的，还真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能说出这些话，证明他们是琢磨过西方的东西，至少他们研究过在大明军校中那些瑞典教官所教的知识，同时他们还阅读过中国传统的兵法，而他们真的认为，洋人的操典之类的军事内容，太过于具体化，论思想还是孙子兵法高深。
这倒不假，但这恰恰是西方人的优点，他们更重视细节的东西，他们的操典拿出来让人一看真的就知道该怎么打仗，可是中国文人把孙子兵法背的滚瓜烂熟，可让他们把兵拉出去，他们连阵形都排不开。
就跟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中似乎充满了一种早熟的现象，老祖宗在许多方面，似乎已经把后人该走的路都走完了，后人好像不需要在学习，只需要照做即可。孙子兵法甫一出现，就站在思想的高度来阐述军事问题，而西方同时代的军事著作，基本上还停留在高卢战记之类的军事传记内容。
之后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反而从思想高度往战略高度降低，最后才开始关注战术方面，到了明代，戚继光的兵法，就开始很强调技术方面的内容了。
而欧洲刚好是相反，他们从将领的战争记录开始，然后开始走向战略性高度，巅峰之作正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受到战败刺激的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总结拿破仑的军事理念，写出了《战争论》这样的巨作。
总结起来，中国军事学发展，好似就是从孙子兵法开始，孙子给大家列了一个提纲，然后后世子孙就在这个提纲中填写内容。而欧洲的军事学发展，在是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往上丰富。
真要说谁更优秀，恐怕争论会很大，至少朱敬伦始终认为，《战争论》本身，还只是在战略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思想层面，这一点上比不上孙子兵法。
但是正因为孙子兵法已经站到了思想层面，他阐述的是战争的精神，反而有种跳出战争的意思，你可以用孙子兵法指导国家战略，构建国防体系，可直接拿到战场上，反而没什么操作性了。
《战争论》则不一样，他的可操作性更强，夹杂了一些对战例的解析，真的可以运用到实际的战争中去。
这就跟东西文化的其他方面很相似，东方重视精神，西方重视技术，等到真枪实干的时候，往往反而是西方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东西可操作性更强，他们的是基于数理逻辑的知识，东方的则主要是理念上的东西，用好用坏全在个人领悟了。
尽管心里认同这些军官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的东西自信是好事，可是西方的东西却绝对值得学习，人家的东西更讲逻辑不说，哪怕是取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人一旦骄傲到不愿意学习了，那也就离落后不远了。
朱敬伦亲自跟一些学生面谈，跟他们沟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试图说服他们放下身段，谦虚的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事实摆在这里，英法已经打败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明现在跟人家打那是找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至于这些学生多少听进心里了，这就没法控制了。
在丹麦也观看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丹麦的企业规模普遍就比英国小多了，作坊很多，而且主要局限在农业，比如他们的毛皮产业就很发达，养殖业也很发达，小小的丹麦，竟然生产了欧洲一大半出口的黄油。
离开丹麦转而去了瑞典，跟瑞典的合作，是最早，也是最深入的。可是现在瑞典人感到了失落，原因是大明跟英国签订了优厚的贸易协议，尤其是铁矿、钢铁制品的零关税，让瑞典失去了独霸大明市场的机会。
早在朱敬伦还没公开独立，瑞典、丹麦就跟大明签定了相关产业互相免税的协议，瑞典的铁矿和钢材以及机器设备那时候就开始零关税出口大明市场了。这几年，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确实也很快，为了取得向大明出口的优势，瑞典人还专门建造了大型的铁矿石运输船。
可现在英国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瑞典人完全没有信心跟英国竞争。
这不是他们不够自信，而是一种现实。
朱敬伦参观瑞典工业的时候，感触很深，因为瑞典的工业，虽然也涌现了不少大型工厂，可是依然以为数众多的家族作坊为主，而且形成了特殊的结合，往往是这些小作坊向大型工厂提供零部件，每一个小作坊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产品，尽管这样的合作，在质量上有相当的保证，可是集约化跟英国的大工业区差太远了，这造成瑞典产品价格高昂。
从这里朱敬伦就看到了后世瑞典走高端路线的根源，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在大宗产品上跟那些大工业国竞争啊，狭小的市场限制大企业的发展，却给小作坊保留了一片天空，可是小作坊在成本上永远不可能跟大工厂相比，那就只能走小批量高价值的路线了，别无选择，都是被逼的啊。
大明跟瑞典的教育合作也很广泛，所以也参观了瑞典的教育系统，瑞典的教育做的相当不错，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学校跟教会的关系太过密切，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在教会的管理下建立的。
这跟瑞典的教育法有关，二十多年前，他们颁布教育法，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建立一所学校，而瑞典人95%信仰基督教，因此他们轻松的利用教会组织，完成了义务教育。
可惜瑞典人的这种方法，朱敬伦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借鉴，中国文化是一个弱宗教文化，强大的政权压制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宗教能够成长到覆盖全国的组织力量，不管是信徒最多的佛教，还是影响力最大的儒教，他们的组织能力都很松散，即便是要求每一座寺庙都建立一所学校，也不可能覆盖全民。至于儒教，虽然比较提倡教育，可是孔庙数量还没有寺庙多呢。
对失落的瑞典人朱敬伦只能口头上表示支持，并且表示欢迎他们继续跟大明进行贸易，可前景瑞典人自己都不乐观，凡是跟大明相关的股票，不管是铁矿还是航运，都大幅下跌，自从大明跟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之后，跌势就没有停过。
离开瑞典就到了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普鲁士。
在普鲁士学习的军官们，表现的就比丹麦强一些，毕竟几年前普鲁士才暴揍了丹麦人，显然向胜利者学习的动力更大，最重要的是，军国传统悠久的普鲁士军事训练是一绝，虽然说最早期的国家军队是瑞典人创造的，可这一套制度移植到普鲁士跟普鲁士的民族性情极为适合。
尤其是在军事训练上，腓特烈父子给普鲁士留下了太丰富的遗产，哪怕是在战败给拿破仑的时候，普鲁士士兵的个人军事素质都依然强于法国，只是在战斗意志上，无法跟带着革命热情的法国軍队相抗衡。
最让留学普鲁士的军官们欣赏的，是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洋溢的一种对军人和军人文化的尊崇，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官员，都认为军人是荣耀的，是体面的职业。
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只拥有国家的军队，这句话可不只是说说。
这种根植在历史中的军国主义文化，或许政客不喜欢，自由主义者不喜欢，但是如果说军人不喜欢的话，那么那个军人首先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军国主义当然不好，让军人管理国家肯定不行，但这绝对很符合一个真正的军人的理想。
因此在普鲁士学习的军官们，普遍比较认真一些。
朱敬伦看到他们的态度也很欣慰，放心的去考察普鲁士的工业发展了。
普鲁士的市场，比瑞典要大一些，但是大的也有限，瑞典人口四百万上下，而且此时还跟挪威是一个国家，人口在六百万左右，而普鲁士本身就只有八百万人口。
可是得益于普鲁士力主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李斯特等德意志名族精英学者的努力下，北德意志邦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通过铁路联系了起来，因此虽然政权是割裂的，但是经济却统一了起来。
因为拥有这个庞大市场，普鲁士也出现了一些大工厂，但是跟英国还没法比，甚至跟法国也不是一个档次的。毕竟，他们的关税同盟组建还没有多少年，时间没有给他们工业成长的空间。
直到80年代，德国统一十年之后，德国派去参加美国世博会的官员，还不得不公开表示德国的产品还不能跟英法相比，也是在1880年代，英国人要求德国产品打上德国制造的印迹，以免英国消费者不知道情况，购买了劣质品。
但是德国已经在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工业，克虏伯的炼钢技术自不用说，他们的火车机车、纺织机械全都能够自己制造。
正是建立在冶金基础上的雄厚军事工业，才最终帮助八百万人口的普鲁士，战胜了三千多万人口的法兰西帝国。
参观普鲁士工业的收获，不是他们国家推动工业的方式，因为大明其实也在采用，政府坚持贷款鼓励兴办工厂，收获是发现德国的股份制公司比例格外的大，这或许是他们后发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底蕴，就没有丰厚的积累，可是通过在公共市场上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恰好解决了这个积累的问题。
朱敬伦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应该尽量在大明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