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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锦纶堂从雍正年间就形成了气候，维持了上百年，让锦纶堂的行东们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危机的能力，所谓见的大风大浪多了，就善于使舵，而且他们十分善于使用暴力这个船舵。
真的怂恿那些丝户和丝工出面还不至于，那些人虽然也受了损失，而且损失可能更重，但是他们老实惯了，只会默默忍受，在加上鼓动百姓闹事，在任何朝代都会被处以极刑，所以他们的处理办法，往往都是行东们出钱，行首找门路，能找官的时候找官，找不了官的时候，就只能找流氓帮忙了，他们跟大大小小的各种帮会都有密切的往来。
“这么说来，他们也是被逼得急了？”
听完陈芝廷他们的调查结果后，朱敬伦不由的感叹起来，事情比原想想象的还要严重，机器缫丝业打击的不止是一个手工作坊，几乎打击了丝织的各个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锦纶堂的行东。
本以为机器缫丝只是直接冲击家庭作坊和手工作坊的生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加入，也没有必要加入锦纶堂，而且现在经营机器缫丝的主要是乡绅阶层，他们不愿也不屑于跟商人为伍，因此根本就没在乎过锦纶堂的商人。
结果就是，哪怕他们推动了蚕茧价格的高涨，可是锦纶堂中那些经营蚕茧的商人，竟然也没有从中获利，因为丝厂都是直接深入农村跟蚕农收购茧子的，他们大都是将工厂直接建在乡下，就近垄断了附近的蚕茧，让蚕茧商人完全分享不到涨价的利益不说，甚至根本就很难收到蚕茧。
“这个锦纶堂的问题应该考虑进来，毕竟他们背后可是有着数以十万计算的普通丝户，但是他们必须为这次事件付出代价！”
朱敬伦立刻下决定道。
要让锦纶堂付出代价，这个成本很高昂，这就是陈芝廷颇为担心的问题。
“陛下有所不知，这个锦纶堂善于蛊惑百姓，当年英夷打广州，在三元里纠结一百零八乡乡勇，就有这锦纶堂在后面牵线。当时锦纶堂出钱，机房仔和打石工人出力，跟乡勇一起打洋人。真逼急了，他们是能说动织工闹事的。”
朱敬伦点点头，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农村中男耕女织现象普遍，三元里抗英的时候，附近一百零八乡中，势必有大批的丝织户，锦纶堂在其中出钱出力，组织人手倒也有条件，只是让朱敬伦没想到的是，这个商业行会，竟然也跟宗族乡绅势力一样，可以深入广大的乡村！
朱敬伦相信，一旦逼急了，这些商人，也会像那些乡绅一样，鼓动宗族力量对抗官府，甚至都不需要学习，这样的商人之中，肯定也有大把本身就是宗族乡绅势力，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人由没有严格按照户口本划分，乡绅可以办厂转变成工业乡绅，那么也可以做生意，成为商业乡绅，甚至由于商业的历史更长，商业乡绅的数量是远多于工业乡绅的。
他们不缺乏动员的知识背景，同样他们也有动员的条件。因为机器缫丝的发展，侵害了太多人的利益。从养蚕开始，除了那些纯粹的蚕农之外，丝织工人的生计无法保证，绸缎工人的生计无法保障，刺绣工人的生计也无法保证，连买卖生丝的商人，买卖丝绸的商人，买卖绣品的商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可以说机器缫丝业触动了整个丝织产业链的利益，其中除了原材料环节蚕农的利益外，所有人的利益都被侵害了，得利的无非是蚕农、机器缫丝业以及外国的消费者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机器缫丝业正在重组一个蚕农到缫丝厂再到外国丝织厂的新的产业链，因此对老产业，是整个产业链的打击。
尤其是那些数量庞大，依靠纺丝为生的城市和乡下丝工，他们的损失最惨重的。只是他们唯唯诺诺，缺乏组织，但他们心中有怨气，一旦有人带头，就是一场肆虐的野火。在中国这个有悠久的农民起义传统的国度，朱敬伦丝毫不怀疑会爆发一场农村丝工的起义，最后破坏乡村秩序，裹挟更多人。
但朱敬伦认为：“他们还是必须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治始终是朱敬伦最为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的观念，就在于官员们总是倾向于使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司法问题，法不责众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导致像锦纶堂这样可以发动庞大力量的组织，往往可以挟持民众要挟官府，让官府对他们不敢惩处，最后息事宁人。
现在他们连尚书家的工厂都敢砸了，虽然他们尽力保密，但如果不是感觉到哪怕是事发了，他们也未必会被严惩，那些还没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商人，未必会敢这么做，说起来还是有恃无恐的观念让他们选择使用暴力。
因为一次次使用政治的权谋手段来处理法律问题，政治总是寻求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法，导致司法的原则性不强，成为可以变通，可以被更改，可以被要挟的对象，老百姓怎么可能还会信赖司法，法治观念怎么可能形成。
反观商鞅时代，尽管他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喜欢，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喜欢，可是大家却是相信法律的，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很清楚犯法一定会被追究。
法律可以让人喜欢，让人尊敬，也可以让人不喜欢，甚至让人害怕，但有一点，法律必须让人信服，否则法律就没有意义。
但锦纶堂的问题朱敬伦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不在乎那一群在大明通过机器缫丝融入世界市场之际，依然站在保守的一面，试图对抗，试图顽固的保护他们旧有利益的商人是不是会破产，但是他必须在乎数十万依靠丝织各行为生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完全脱离了土地的，在城市中，或者城镇中为生的无产丝织工人的生计。
时代变了，国家需要转型，旧有的阶层也必须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这是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他们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转型，他们既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没有这个物质积累，他们没有能力毫发无伤的安身转身。
哪怕他们不会在生死存亡面前拿起武器起来抗争，朱敬伦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时代淘汰，所以朱敬伦还需要帮助他们安然的转身。
但最底层的苦工，他们真的是不具备这个转身的能力，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知识，锦纶堂过去虽然剥削他们，但说到底还能基本保证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丝织产业链条上的一个受益者，哪怕他们只能够维持生计而已，可锦纶堂一旦被摧毁，他们连这个仅能维持生计的链条都断了。
因此朱敬伦还不想真的摧毁了跟千千万万丝织户有密切联系的锦纶堂。
在新的时代，锦纶堂不是一个好的组织，不是一个有能力保护丝织户的组织，但他好歹是一个组织，是组织就必然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而存在的，丝织工人有他们，还能保持起码的秩序，连他们都没有了，丝织工人就真正成了无序的失业者，是无组织的无产阶级了。
既不能摧毁锦纶堂，还必须要惩处他们保持法律的尊严，又不能让他们鼓动百姓造反，这中间的取舍实在太难了。
朱敬伦叹了一口气，他都感到为难了，更何况是陈芝廷了。
后世当遇到产业转型的时候，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够喝一壶的，撒切尔夫人当年主持的产业改革，让多少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人骂了她一辈子，哪怕她让英国重新恢复了活力，但她却始终是一个争议人物。
在有各种社会福利保证的现代化时代的英国，都出现这种情况，在没有任何社会保证的这个时代，大明的纺织工人在面对转型的时候，他们将承受多么巨大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让手工工人们转型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大势，要么继续保守下去，直到被差距越来越大的西方淘汰，沦为这世界上的三流国家，要么是坚持短暂的阵痛，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迎来未来的生机。
但这个阵痛，不能全部都让丝织工人承担，不能让他们一个阶层去面对所有的痛苦，而且他们有的人即便是有面对痛苦的勇气，却没有承受阵痛的能力，他们必然被淘汰，可他们不是物件，过时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让他们有尊严的活着，或者哪怕没那么有尊严的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因此这个阵痛，不能由某一个阶层承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西方人是通过社会福利，让成本向全社会转移，大明没有这一套系统，目前也没有建设这一套系统的能力，因此朱敬伦的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很难。
朱敬伦想了一下：“让我见一见锦纶堂的话事人！”
朱敬伦需要锦纶堂的决策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法律一个尊严，但他还需要锦纶堂联系千万纺丝工人的组织系统，来帮助整个手工丝织业的工人度过危机，所以他必须见一见锦纶堂的主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