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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二零二三年一月，华夏南部某军港。
与往常不同，童兴武在天亮前就来到舰队司令部。把工作安排下去之后，他就在秘书的陪同下去了机场。
远航回来后，童兴武就晋升为海军中将，出任南海舰队司令。
只不过，在这个位置上，童兴武只坐了不到一年，他现在的身份是南方战区海军舰队总司令。
去年，海军按照军事改革的规定完成了编制调整，已经存在数十年的三大舰队由此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由海军司令部直接管辖的三个职能司令部，即舰队司令部、航空兵司令部与后勤装备司令部，以及编在北方、东部与南方战区之下的，专门负责作战与训练的舰队司令部，而三大战区的海军岸基航空兵则统一交由战区航空兵司令部管理。因为战区航空兵司令部的主要职务均由空军将领担任，所以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海军岸基航空兵听从空军调遣，只是装备建设、人事任命等方面的权力依然留在海军手中。从长远看，海军最后能保留下来的只有舰载航空兵。
虽然很多海军将领对此感到不满，连何长风都在一年多前，因为坚决反对剥离岸基航空兵而提前离开了海军司令部，接任的是立场较为温和的龚毅铭上将，但是大势所趋，也就只能不满。
所幸的是，在龚毅铭的努力之下，海军没有失去所有岸基力量。
按照最近讨论的结果，海军将保留反潜巡逻机、海上巡逻机与搜救飞机，剥离的只是以战斗机为主的战术航空兵与以轰炸机为主的远程航空兵。简单的说，海军只保留与对海作战有直接关系的岸基航空兵，而那些空军已经拥有的，海军不再保留。这里面，显然不包括舰载航空兵。
其实，在众多海军将领中，童兴武是少数赞成这套改革方案中的一个。
关键就是，保留岸基战术航空兵与岸基远程航空兵，不但跟空军存在竞争关系，还会耗费大量原本应该用来增强舰队实力的资源。要知道，海军每年为岸基航空兵采购作战飞机的花费足够建造好几艘055型驱逐舰了。在拥有了舰载航空兵，而且舰载航空兵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保留岸基航空兵。在童兴武看来，只要空军愿意接手，就算把反潜巡逻机与海上巡逻机交出去也没什么关系。对于志在走向远洋的海军来说，只能在家门口活动的岸基航空兵没多大价值。哪怕今后获得更多海外基地，也可以让空军进驻，海军要做的就是打造一支强大舰队。
这一轮改革，其实就是要为海军减负，让海军集中力量打造舰队。
关键是，在改革完成之后，海军的装备经费只减少了百分之十五，而在此之前，岸基航空兵的占达到百分之三十。虽然保留了反潜巡逻机、海上巡逻机与搜救飞机，但是海军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少，在装备建设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五。很明显，海军等于额外获得了百分之十的装备费用。
这是个什么概念？
多出来的这些经费，能让海军每年多建造三艘大型驱逐舰，或者两艘攻击核潜艇，或者一艘大型航母，或者一个大队的舰载战斗机。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华夏海军来说，每年多出来的这些经费具有极为巨大的价值，相当于每五年多获得一支航母编队，或者提前十年打造出十支航母编队。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任总参谋长雷天雳上将对海军很不错。
当然，童兴武也知道，大力支持海军发展的并不是雷天雳，而是赵耀国，雷天雳不过是在执行赵耀国的建军战略。
让赵耀国全力支持海军发展的原因只有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凶险的国际局势。
在远航舰队环球航行之后的两年，国际局势一点都不平静，可以说是热闹纷呈，说是险象环生也没有错。
导致这一切的不是华夏，而是花旗。
在《减税法案》正式生效之后，花旗的制造业迎来了春天。去年，也就是《减税法案》正式生效的第一年，花旗的制造业就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五个百分点。虽然其他产业遭受重创，均出现下滑，但是花旗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在去年实现了百分之三的增长。
对于一个超级发达的工业国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这是实打实的增长，而不是虚拟层面上的繁荣。简单的说，从中获得好处的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以及众多产业工人，而不是那些靠投资牟取暴利的金融资本家，也不是靠虚拟经济暴富的科技界权贵。用特鲁尼在国会进行国情咨文演讲的话来说，让众多的劳动者能够通过劳动过上幸福生活，是花旗梦的回归，也是让花旗再次变得伟大的基础。
在强劲增长的带动下，花旗国内消费市场也是一片繁荣。
虽然很多新闻媒体依然认为《减税法案》损害了花旗的高科技企业，必然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让花旗遭受巨大损失，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部法案让花旗走出了已经持续十多年的金融危机，真正在经济上开始复苏。
此外，在联邦当局的账面上也不是很难看。
随着大批企业回流，花旗联邦当局的税收并没有出现暴跌，只是小幅减少，而且完全可控范围内。
困难肯定有，不过远远无法掩盖充满希望的未来。
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花旗联邦当局将在特鲁尼卸任前，也就是西元二零二六年实现收支平衡。只要《减税法案》的各项条款得到全面落实，花旗联邦当局有望在今后十年之内偿还所有债务。
为此，那些支持特鲁尼的经济学家将此比喻成“第二次新政”。
当然，这只是乐观派的观点。
对于另外一派经济学家来说，《减税法案》根本就不是“新政”，而且把花旗从西元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并不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产生的巨大损耗。
用这些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哪怕二战没有在欧洲爆发，花旗也会在十年之内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以此消耗掉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通过战争来创造市场需求，从而让众多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企业获得生存下去的订单，让大量产业工人保住饭碗，最终让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由《减税法案》带来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甚至是假象。
很简单，花旗的繁荣，其实是通过让资本回流，为本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本国劳动者的收入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从而实现经济层面上的繁荣。与此同时，那些流失了资本的国家却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不但其国内工人将面临失业威胁，其国内市场也必然会随之开始萎缩。
结果显而易见，花旗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却损害了全世界的利益。
这样的局面能长久维持下去吗？
问题没有爆发，不等于不存在。
其实，在某些方面，由《减税法案》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了出来。
去年，郁金香国通过脱欧公投，继大不列颠之后，成为第二个从欧洲大家庭里搬出来的成员。虽然郁金香国只是一个人口不到两千万的小国，但是经济规模在欧洲排第五，还是欧洲大家庭的创始成员国，而大不列颠并非创始成员国。也就是说，郁金香国脱欧的政治影响远在大不列颠之上。
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已经存在数十年的欧洲大家庭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土崩瓦解。
导致郁金香国脱欧的关键原因，就是欧洲各国在减税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做为小国，郁金香国坚决反对减税，而且绝大部分公民都不愿意失去福利保障。可是对于人口多得多、经济规模大得多的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高卢与日耳曼来说，不减税就是坐以待毙。在高卢与日耳曼强行推动减税措施的情况下，郁金香国的左翼政党发起了脱欧的全民公投。
显然，这就是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
高卢与日耳曼坚持进行社会转型，执政的右翼政党更是积极推动减税措施，以此跟花旗进行抗衡，保住至关重要的高端产业。以郁金香国为代表的众多小国，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没有多少建树的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减税，认为减税损害的是国民利益，满足的是大企业与大资本的胃口。
虽然高卢与日耳曼是欧洲的领袖，也是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是它们挑战的不是身边的那些小国家，是大洋对岸的花旗。显然，不管是经济实力、人口数量、资源规模等各个方面，高卢与日耳曼的差距都太大了，哪怕高卢与日耳曼全面联合到一起，也就是成为一个国家，跟花旗也不在一个级别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分裂已成定局，郁金香国脱欧仅仅是开始。
当然，叫苦不迭的不止欧洲国家，而是全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众多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