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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黜大妃，朱由校看到这四个字，已经在光海君这一个人的身上，打上一个不满意的符号。
这样的人做朝鲜王对大明朝绝没有好吃的。
有的资料是王辉派人送来的，而大部分的居民资料却是朱由校在李甜空间之中得到的。
空间中的资料已经预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朝鲜人会有哪些不和谐的举动。
当然，因为自己的到来已经把大明的国运改了一些，现在的外交政策就要适当做调整。
要不然朝鲜人也不会急着送上自己国家的翁主到大明来和亲。想到这里，朱由校又想起他看见过的一些资料。元朝的时候朝鲜就曾经使用美人计，让元朝的皇帝娶了朝鲜女人做皇后，然后元朝灭亡了。
美人计，自己是看不上的，可是要怎么样处理这两个美人，确实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交给李婷，但又怕她怒火中烧。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之间曾经为不少的小事起了争执，虽然关系缓和下来，可是呢？再加上外交方面的美人，也许会闹出矛盾也说不定。
朱由校暂时放下处里美人的问题，朝门口的小黄门吩咐：“御膳房送上两道滋养身体的药膳去给皇后吃。另外再告诉皇后娘娘，朕要晚一点才能回去，让她先休息。”
小黄门应诺而去，乾清宫中的人，没想到陛下处理国事，突然会想起给娘娘送吃的。夫妻之间感情真是深厚，难道前一段时间传出来的谣言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呀。
又吩咐了几句小事，让下人去办。因为明天必须给出朝鲜明确的答案，朱由校再次研究起来了朝鲜的光海君和他的对手们。
光海君在解决永昌大君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仁穆大妃（仁穆大妃被指参与了金悌男谋逆一案，但缺乏确凿证据）。
为此，从1613到1617年，朝政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争议。首先是大北人名儒郑蕴上疏言词犀利指责光海君不义（借守卫之手杀害永昌大君）不孝，点破光海君借刀杀人一事，后牵扯出七庶狱事一案中的各种疑点，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因此事光海君与群臣起了摩擦，但经光海君故技重施，以数度撤换台谏官员，成功堵住悠悠众口。
第二轮争议始于南人巨头李元翼的上疏，恳求光海君不要颁布对七庶狱事宣判的教旨。光海君震怒下流放了李元翼引起儒林不满，成均馆儒生们联名上疏抗议。
光海君以杀害或流放带头者结束了这一次的危机。直到2年后的冬天（1617年），朝廷才为仁穆大妃的去留展开才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激烈的辩论。
1610年，追封生母恭嫔金氏为“恭圣王后”，并将其灵位移置太庙（生前为后宫者，死后灵位不能放置于太庙，而是别庙）。
1617年9月，在朝鲜方面多次恳求下，明朝赐冕服于恭圣王后，象征着恭圣王后正式成为宣祖的第二任王妃。
如此一来，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仁穆大妃象征性地降位成为第三位王妃，第二、光海君的身份顺理成章变成了嫡子。
这意味着即使光海君处置仁穆大妃，也不会违反母子天伦，令光海君成功消灭了铲除仁穆王后的最后一重道德枷锁（朝鲜国王称嫡母为“母后”或“慈殿”，称王妃以外的生母为“圣母”或“慈亲”。
光海君最后一次称仁穆大妃“母后”是在1614年6月。一个月后，使臣带来明廷同意追封恭嫔金氏的消息。从那时候开始，光海君改称仁穆王后“大妃”；支持废黜仁穆王后的人称她为“西宫”）。
成功追封恭圣王后的20日后，光海君差捕盗厅秘密捉拿仁穆王后的叔叔金季男，制造的让有心人攻击仁穆王后的机会。
第三轮辩论的导火线便是儒生韩辅吉的上疏，要求光海君废黜仁穆王后，受到领议政奇自献的反对。
于是光海君召开收谥要求群臣表态，在1100名两班（包括王室成员）之间，大多数人不愿表态，只有7个人，即小北派奇自献、西人李恒福（1556-1618）、西人金德诚（？-1636）、西人金权（？-1622）、李慎仪、权士恭（1564-1624）、西人吴允谦（1559-1636）公开表示反对任何不利于仁穆王后的政策。
将近50人表示支持，多为大北党（此时，反对废黜仁穆大妃的大北派脱离党派，组成新党“中北”）。
光海君杀鸡儆猴，流放了反对者。余下的群臣在左议政韩孝纯带领下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庭请。受光海君压迫，台谏弹劾了不出席的人，一时间人人自危。
当同情仁穆大妃的声音彻底消失以后，光海君下教旨，软禁仁穆王后，但并没有把大妃废掉，而是拿掉了她大妃的地位，改称西宫。
光海君在位期间，朝鲜诞生了像《东医宝鉴》这样的医学论著。该书于1610年完成。在这个时期，李朝选拔官吏任人唯贤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坏，因为遴选文武官员的考试已变成有权势的官员和当权派手中的工具。
经常举办的特选科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两班地主们不登记拥有土地的做法使国家的岁入大量流失。
由于一些两班利用免税的书院土地来逃避税收租赋，仅仅在17世纪私立书院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书院房地产成倍增加。
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王亲国戚和掌权的官吏积累了战时遗弃的土地，把它转为免税的财产。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在这种文武官员只顾私利不顾国家的风气下，朝鲜国势日颓。尤其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朝鲜还面临后金的军事威胁。
1616年，努尔哈赤（朝鲜史书称老酋、老乙可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称汗，定都赫图阿拉（兴京），年号天命，并于1618年正式与明朝决裂，向大明宣战，发兵袭破辽东重镇抚顺。
除了辽东，整个东北落入后金掌控之中。夹在大明与后金之中的朝鲜左右为难，一方面要对宗主国大明尽忠，另一方面又要尽力与后金和平相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心求和的光海君和亲明的士大夫之间不可避免地起了矛盾，从1618年到光海君下台，朝鲜宫廷上演了了长达5年的伦理斗争。
面对努尔哈赤的挑战，明朝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619年春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出兵10万，号称47万，分4路夹击后金，志在必取。
战前，明朝令朝鲜出兵助剿。1618年夏季，朝鲜收到3封来自辽东指挥使丘坦和广宁指挥使汪可受的信函，要求朝鲜出兵支援。
大多数官员提议立刻出兵，光海君则表示反对，却只得到7人的支持（黄中允，故台谏，大北派，仁祖反正时遭流放；赵缵韩，承旨，本是西人但与大北交好，因为所属党派的关系，仁祖反正时并没有受影响；朴鼎吉，承旨，大北派，仁祖反正时被杀；李伟卿，承旨，大北派，仁祖反正时被杀；朴自兴，参判，小北派，朴承宗之子，光海君外戚，仁祖反正时自尽；任兖，处置仁海君时期的功臣，大北派，七庶狱事时遭流放，1620年死去；尹晖，西人，西人巨头尹斗寿之子，仁祖反正时遭流放，因家境显赫，不久便回到汉阳），但后来这7人禁受不住政治压力，纷纷变卦，转投亲明阵营。
在光海君的坚持下，直到大明皇帝降诏书，朝鲜才勉强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