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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带着救援的人很快赶到了，近百警力全副武装，还带着不少助燃设备。他们组织人连夜下洞，很快就传上来消息——
下面是个十几米深的天然暗洞，空间不小，两只“虫王”深陷盐堆，已经脱水而死，那些“触须”和车上的幼虫也大多葬身盐海火海，只有几只半死不活的，被同事们烧成了黑灰。
我更关心童柳，可他们却说，洞下没见到一个人，只有童柳的一截衣角，上面沾着血迹。我根本不信，亲自下去看了，果然，童柳踪迹皆无。
车里、盐堆下、洞壁上，我反反复复的寻了好几遍，甚至两只“虫王”的尸体都让我剖开了，却依旧没有任何线索。最后，倒是发现了几条小洞分支，只是洞口还没有碗大，就连个孩子都钻不进去。
惊奇的同时，我心底也暗暗发冷，除非……
“除非，童老师被‘虫子’占成了‘宿体’，肢解成几块儿，钻进了小洞！”杜龙彪口无遮拦的喊，见我脸色难看，也不敢往下说了。
队长马上命人挖掘小洞，但大多没几锹就到了尽头，只有一条越来越细，用土办法一探，深深地通向地底，好像没有尽头……
其实我们都知道，再挖下去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又怎么会藏身这里？不轻易放弃，只是一种心里慰藉。可就算能挖出什么，恐怕也和杜龙彪说的没什么两样，我不敢再往下想……
同来的还有专家组，在咨询了童教授的意见后，队长让人往那条小洞中灌下了大量的浓硫酸，如果真有“皇蚂蟥”的幼虫和“触须”钻进去，也算彻底断了它们的活路。
天亮了，同事们陆续撤走，最后洞底只剩下几个人，童教授呜咽着和我说了很多，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杜龙彪窝在一角猛猛地抽烟，队长看了我们俩一眼，叹口气，转身也走了。童杨像个小孩儿似的，一直抱着腿哭，我本来想过去给他两拳，但没动手。
……
队里给我放假，让我整整休养了二十天，期间我一直在打听湖上的事儿，得知，全省各级都相当重视，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善后工作，不止对湖上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更是在事发地方圆几十公里都设置了长期监控站。
那几个运送军卡的大兵再没任何下落；老雪头儿所在的村子彻底荒了，那些外逃避难的村民得到了重新安置，一些隐瞒不报的村干部受到了追责，乡镇主官也跟着受了连累……
后来听说，在童教授他们的帮助下，搜捕队也确实诱捕到几条“变异”的鱼类，都以绝对手段进行了灭绝，后来，松湖重归平静，再没有过什么类似的事件发生。
只是，也没有童柳的任何消息。
一个月后，队里对我们小组的奖惩决定下来了。本来我们记入集体一等功也不为过，但不知哪个想出名想得发疯的小报跳出来——根据他们的“深入”调查，找出了我们小组在这次任务中的严重失责，矛头直指“脱岗漏岗”、“玩忽职守”——这就有点儿像现在的“网络喷子”，不管你干得有多对、有多好，大家点赞成果的时候，他们批评过程；大家称道过程的时候，他们痛骂结果。这种人过去有，现在多，将来一段时间也不会少。
由此，老罗和齐业民就成了造成“严重失责问题”的直接指向。省局市局也不得不派出专门调查组，其实大伙儿心知肚明，就算没有那一晚的“失职”，情况也不见得会有多好。
但总要封住小报的嘴，这个“黑锅”必须有人背，哪怕在奖励之后再象征性地打上一板子。甚至队长都自告奋勇地接“锅”，但齐业民很仗义，想把所有的错误都一肩扛下来，最后还是县局领导发了话——老罗在牺牲前，就已经越过县局，托人向市局偷偷上交了“检讨报告”，就怕耽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前途……
齐业民听到后哭了。杜龙彪也恨恨地砸碎了一张桌子，“妈·的！还讲不讲道理？！都瞎么？看不见老罗为啥死的？！”
老罗被评为烈士的事暂时延期，但他和大刘的追悼会还是去了不少人，省局和市局的领导都来了，我师娘在现场哭得晕倒好几次，她的女儿抱着父亲的遗像神情发木，显然还不能从巨大的悲痛中缓醒过来。
我和杜龙彪、童杨被授予特殊嘉奖，直接越过了实习期，据说，破格提职决定也下来了。随后，让我们准备好发言材料，打算在全省范围内作先进事迹报告，以便用有力的言辞扩大我们的正面影响。当然，发言内容绝对不能提及什么古生物、皇蚂蟥等等敏感信息，应重点从发扬献身精神方面说起。
姐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童杨自然情绪低落，但他还是天天在稿纸上写写划划，准备得很认真。
杜龙彪的火气越来越大，从早到晚嚷嚷，“谁他·妈愿意去谁去，反正不给老罗‘平反’，我就死磕到底，县局不行就市局，市局不顶用就省里！”每次见到我们队长他就问，“到底哪个小报在给咱们抹黑？！我去一把火烧了他们报馆！”
我问得最多的是，老罗的事儿是不是很麻烦？
从各方的回答来看，确实如此，现在正处于风口浪尖上，老罗的奖惩决定还得先放一放，等风头过了，再内部追认嘉奖也不迟。
而且自省局到县局也有些自顾不暇，他们同样遇到了焦头烂额的麻烦——那家“疯子”小报又拿专家组死伤惨重说事，为博人眼球不遗余力。
报告会召开的那天，杜龙彪还是去了，不过不是为了宣传自己，我知道他的小心思——听说这次报告会省局很重视，邀请了不少大小媒体，他一定是想在现场把那家小报揪出来。
会场设在省局会议中心一楼大厅，上千座位满满登登，座无虚席，省局市局领导都到场了，县局领导的座位都被排到了后面。
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介绍了我们三个的基本情况，便请我们一个一个登台报告。
最先上去的是童杨，他这几天都失魂落魄，但一到了台上，马上振奋起精神——
“在警校的时候，我就时常问自己，是什么让我的前辈披上了这身神圣的警装？是什么让他们端起了手中的钢枪？是什么让铁血儿女前赴后继？是什么让傲气忠魂再铸荣光！啊——是祖国的召唤！是人民的期望——”
童杨好像换了一个人，满面红光，语调阴阳顿挫，不得不承认，讲得很好，讲得震撼人心。
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台下的闪光灯猛烈地闪烁着，让他更激动更激昂。
杜龙彪一边撇嘴，“都他·妈成他干的了……”一边在闪光灯后找目标，可直到童杨下台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收获，旁边他的队长直捅他，“到你了，快上去。”
杜龙彪又犯了倔劲儿，指指正在下台的童杨，“他都说完了，我还有啥好说的。”
气得队长差点儿给他一杵子（拳头），急催道，“不是，瘪犊子，你故意给我上眼药儿是不？快上去，被磨叽！”
杜龙彪雷打不动，“我之前就说了，谁爱上谁上，我就这熊样！”
我站起来，“还是我先吧。”
队长对于我的“救场”很感激，杜龙彪却狠狠地瞪我，“叛徒！”队长忍不住给他一下，“你也学学小李，看人家多知道顾全大局！”
杜龙彪还是瞪我，“叛徒神气什么！”
我走上台前，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站稳，台下的几千只目光看向我，相机摄像机的闪光让我有些头昏眼花。
主持会议的同志以为我怯场，在一旁帮我释压，“这位就是我们的第二位楷模——杜龙彪同志！”他不认识我们，只是按着设定好的发言顺序念。
台下很多人都笑了，我也笑了。
我说，“不，我不是杜龙彪。”
他反应很快，“对，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英雄！”
“没错，我们都有共同的名字——”我开始看自己手中的稿纸，内容是县局领导审过的，改过好几回。刚才童杨完全脱稿，我现在却低头看稿，大伙儿都以为我一紧张忘词了，主持的同志又想替我解围，我把稿纸扔在桌上，他总算松了口气。
“我叫罗振国。”我抬头看着台下，似乎所有人都愣住了。
“也叫刘国柱！”
“叫老雪头儿！谢光伟！赵宏！”我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颤抖，不是紧张，是激动，“也叫童柳！”
主持同志手里也有我的稿子，偷偷看了看，显然每一句话都对不上，他朝台下的领导席看去，知道要出事。
省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微微摇头，示意不让他打断。
我把这次死去的人名统统报了一遍，“我，就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他们从未离开，会在我们幸存者的身上继续活下去！”
杜龙彪也不找目标了，第一个站起来喊“好”给我鼓掌，随后，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罗振国这个名字大家叫得不多，他们都喊我老罗——”我学着老罗的口气，脸上强挤出憨憨的笑，但眼泪一直在打转儿，“天老爷照顾，我老来得女，丫头生地好看，随他妈不随我——”我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唉！只是我这丫头啊，天生有点儿小毛病，总时不时地跟我闹闹小情绪，今天卧床了，明天又手术了，后天……嗨，不过，咱有招儿啊！不惯着她，一年到头儿也陪不上她几天，眼不见心不烦嘛，挺好个大闺女，要是能被小病小灾打倒，那也不配做咱老罗的姑娘！”
台下的很多同事眼眶都湿润了，有的女同事已经开始偷偷揩眼泪。我的话戳进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作为警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职业的辛苦和危险。
之后，我以老罗的身份讲述了他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直到说起那次“脱岗”的原因，台下更多人哭了，我看其中还有很多记者和社会人士，他们一边哭一边鼓掌，我很欣慰，这些掌声都是送给老罗的。
但我后面的话让掌声骤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