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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了，当我抓过听筒的时候，我意识到已经响了好半天了。刚才不是没听见，听见了，但忘了接。是主任打来的，他不客气地问：“你在哪里？”我这是在哪里呢？我迷糊了一会儿，应该是在家里吧？我迟疑地说：“我在家。”主任说：“搞什么名堂，昨天我一再强调，今天早上开编前会，把采访思路统一下，别人都到了，就你没到。”是的，我想起来了。是一个女孩自杀的事情，专刊部准备进行深度报道。我怎么会睡过上班时间，这太不像话了。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准备给小华打个电话，请他立即送我去单位。我住的地方离单位太远了，乘公共汽车要多用一个小时，而自己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可指头不听指挥，也像是键太小了指头太粗了。心里想按的是3，它按下去的却是4，要么一下子跑出一串，还夹杂着＃号和？号，我不知这两个号码是用来干什么的，平时从没用过。最糟糕的是看不清楚显示屏上的数字，5看上去像6，1看上去像7。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泄气地放下手机。我的身上盖着一张巨大的报纸，和被子一样大。看了标题，这是我同事写的，可报纸的名字看不清楚，一会儿是南方晚报，一会儿又变成新时代报，再仔细看，却又是未来周刊。这张报纸看得我很累，虽然每个字都非常大，也很醒目，可正是因为太大，我不得不在上面爬来爬去，看完一句，得从操场的这头爬到那头。孩子写了封遗书。他说：妈妈、爸爸，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你们那么辛苦，我让你们每天都生气，为了养我你们才去上班。我死了你们就不用生气了，也不用上班了，每天都在家休息吧。你们养了我十三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就可以帮您们节约十万元。对不起，我要陪爷爷去啦。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
孩子说的十万元是择校费。他小学毕业了，如果家里为了他上更好的中学，得支付十万元择校费。
太累了，我把报纸撑起来，钻到下面去，躺在地上，这样就可以不用爬来爬去了。据孩子的邻居反映，这孩子性格开朗，很懂礼貌，平时帮妈妈做生意，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家里的快乐之源，哥哥已经结婚并搬出去住了，只有他陪伴着他们老两口。孩子所在学校的教务处杨主任也说，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但在学校的人缘很好，去年“六……一”时他还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孩子的班主任曹老师更是十分喜爱这孩子，每次放学，孩子都会晚一些走，帮助老师收拾教材、擦黑板、摆好桌椅。出事这天早上，孩子说要到学校领取成绩单，可到了上午九点多，他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而孩子依然未见。父母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十一时匆匆骑自行车赶回家，发现孩子躺在沙发旁，浑身发紫，手脚冰凉，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剧毒农药和一封遗书，沙发旁的电话机也掉了下来。父亲赶忙将他抱起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中午十二时，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哭了，因为我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我号啕大哭，把胸口都哭痛了。我边哭边诉，我没有说择校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为你择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干什么，我难过地说，我孩子死了。主任说，你干什么，你看看名字，这怎么是你的孩子？我一看，可不是，我孩子根本不叫这名字，而且最让我大感安慰的，是我的孩子已经上初二了，早就过了择校这一关。
我的同事过来，交给主任一篇稿子，要主任签发。他跳到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他说，我们必须厘清孩子的自杀并非由于“择校”，而是源于其自身心理脆弱和毫无“抗压力”。如果不这样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就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那么对于学生心理脆弱问题仍将会视若无睹。而如小刚这类悲剧就将一而再地上演，以往的诸多事实早已证明这一点。让人们备感忧虑的是，而今在学校、老师、家长这三位一体的“献媚”和取悦下，中小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在没有批评没有比拼的“轻松惬意”环境中沉沦和劣化得愈发脆弱不支。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及精神脆弱不堪，即使老师或家长的几句批评都会做出跳楼、喝农药自杀等激烈反应。导致这种心理承受力惊人低下的原因，罪魁祸首就是家长、老师和学校竭力创造的“无挫折”虚幻情境。由小见大推而广之地看，不具承受能力而身心日益病态化的国民，根本无法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假如面对着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没有一点战而胜之的毅力和气势，都像这个“小刚”这般只能以“一死”来解脱和逃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真是不堪设想。现在，中小学里千方百计躲闪和回避“挫折”的情形愈演愈烈。譬如学习成绩不公布、学生做错事不批评、作业题错了不打“×”、学期评语不写缺点，等等。这种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刻意营造的“没有差别、没有竞争、没有先后”的失真环境和氛围，非常不利于学生身心发育成长。一味讨好学生固有惰性、迎合学生护短心理，掩饰社会物竞天择之“原生态”等做法，不仅是对学生和子女不负责任，而且简直就是在坑害和毁灭他们！
手机像遥控车一样在屋子里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抓住它。电话是主编打来的，问我怎么还没行动。他说《南方日报》的报道已经出来了，我们再不行动，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报纸做的衣服。衣服哗啦响，这边穿进去了，那边却又滑出来。我有点绝望，但我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附创作谈：现实与梦境
为了锻炼自己的叙述能力，我曾用一年多的时间不间断地把每天做的梦记录下来。刚开始，有些梦一醒来就忘了，可只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有意识的操作，醒来后哪怕接连做了几个完全不同的梦也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为了保证其准确性，我醒来后立即抓起床头边的本子和笔，有时候只要十来分钟，有时则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一年下来，记下了几百个梦，大约二三十万字。可以说乌七八糟，也可以说五彩缤纷，什么都有。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做了六七个不同的梦。睡午觉也会做一两个梦。有完全沉人到睡眠中，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长梦，也有半睡半醒，似梦非梦的短梦。有一次，我觉得那天做的梦太可怕了，起床后提起扫帚就开始打扫，要把落在地上的床上的梦通通扫出去。当扫帚被床头挡了一下，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不禁哑然失笑。发觉自己处在半是清醒半是糊涂的梦魇状态，又不由小小地吃了一惊。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理智这玩意都会跑出来指导我，物我两忘的时候似乎并不多。
经过了一年多的锻炼，没有完全实现我的初衷，叙述和表述能力也许并没因此提高多少。最关键的原因，是所有的梦根本就无法用文字来复原和复述。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梦。换句话说，我喝过一杯咖啡，如果不让你亲自尝这杯咖啡的味道，而是用文字向你描述，那么你永远也不知道这杯咖啡真正的味道。这很像博尔赫斯对“创造者”的描述：各种印象在他面前掠过，瞬间即逝而又逼真；一位陶工的朱砂，缀满了同时也是诸神的星星的穹苍，曾经落下过一只狮子的月亮，缓慢地抚摸指尖下大理石的光滑，他用碜白而迅捷的牙齿撕扯品尝着野猪肉的滋味，一个腓尼基文字，一把长矛投在黄沙上的阴影，大海或女人的亲近，用蜂蜜缓和了苦涩的醇酒，这一切可以完全包容他心灵的范围。他熟知恐惧，但也知道愤怒与勇敢，有一次他带头登上了敌人的城墙。贪婪、好奇、随心所欲，只遵循及时行乐和迅即遗忘的律法，他浪游大地的四方，在海洋的此岸看见过众人的城市和他们的宫殿。在人群熙攘的集市，或很可能有萨提尔居住在朦胧峰顶的高山脚下，他曾听到过扑朔迷离的故事，像接受现实一样接受了它们，而不去深究它们是真是假。
当然，对梦的记录并非一无所获。我至少明白了这样一点：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梦境般无法复述的区别，也应该有这样的区别。就梦与现实而言，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你永远找不到它们的分界线。我常常会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我大白天所面对的，也许正是我所做的梦，而梦中出现的场景，才是我真正的生活。也许某一天醒来，连地球都不存在，你不过是时光流程中某一个记载了复调信息的微生物，你平时所感受到的身体才是你的地球。如果真是这样，我不会因此悲哀，也不会因此欣喜。用不着悲欣交集，因为世界原本如此。从记录下来的文字看，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总体上却又荒诞不经。这非常像卡夫卡的小说。
比梦和现实都可怕的是梦魇，卡夫卡也许经历过太多的梦魇。读那些小说时，其中段落和情节让人很轻松，甚至觉得非常好玩，可整个读完了，却让人感觉非常疲倦，一点也笑不出来。
这样的作品是对想象力的验证吗？我觉得不是，这是现实，是现实之一种。
在现实当中，我常常思考自己的写作。似乎从开始到现在，就从没什么远大理想，把自己可以写又能写的东西写出来，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宿命的顺从；借文字的魔力抓住偶尔闪现的灵光，算是对生死之趣的一点感悟？在我看来，作家是一个有些贵族气的名称，通常一个好作家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对思想的把握是诉诸审美直觉的，同时他又是真正有独创性的，既不重复别人，也不自我重复，或侧重于文体层面上的变革，或专注于精神层面上的探索。基于这样的认识，古往今来能被称做作家的人似乎并不多。以文为生如我辈者，说好听点叫写作的人，说不好听点，不过从真正的作家那里挖得一勺半勺进行贩卖，说是在搞创作，实际上是作而不创。不，这不是在讥讽什么人，我讲的是事实。而且，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最近购得一套《西方人文史》，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始终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置于中心地位。在作者眼中，人的宗教冥思、哲学E辨、科学认识、科学发现及发明，文学、绘画、音乐、雕刻、建筑创造、摄影艺术与电影创作，都是人应对复杂多样的生活的不朽努力，是对世界赋予意义的意向性尝试，是人类超越自在境况的永恒胜利。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文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表面上看，没有文学的社会，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次于其他文化群落，无论其文化水准如何。这样的例子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便可得到证实。但是，没有文学的人文史对已经习惯通过阅读认知世界的人又将是不可想象的。在许多人文历史著作中，被提及的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任务是在寻求揭露和抵制人类的弱点、自负和欺骗行为。同时关注美、爱、信仰、公正等主题。对普通人而言，文学至少有助于表达、甚至学会思考。
当我孤独地踽行在写作这条路上时，一边为不能像真正的作家那样为文本的变革作出贡献而惭愧，为精神层面的探索浅尝辄止而羞愧，同时却又为迄今为止没被人看穿而窃喜。每次别人问我写了多少，发表了多少，我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统计，几年下来，百余万字是有的。可如果人家再问，这些文字里面，有哪些是创作而不是写作，那就“鸦雀”，成哑巴了。
我想，写作如果不是对现实有见地的责难，至少也应该是对梦境的提纯和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