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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助
国民党确立建党模式
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比喻，对20世纪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有两位犹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中共党内发现了王明；一是鲍罗廷，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发现了蒋介石。当然，鲍罗廷能够认识蒋介石，能够把蒋介石推到高位，与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很有关系的。
鲍罗廷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廷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事，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在鲍罗廷来到中国之前或者之后，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孙中山称鲍罗廷为“无与伦比的人”，但这都是后话。
鲍罗廷刚到广州时，孙中山对鲍罗廷这个顾问的认识还不是很深，认为苏共来了个顾问，他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鲍罗廷到广州以后不久，跟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孙中山，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做一个政党。
孙中山非常吃惊，他搞同盟会、兴中会，搞了几十年，搞武装起义搞了几十年，搞政党搞了几十年，鲍罗廷来了告诉他，你这个国民党，你这一摊子事儿，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都无法算做一个政党，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一个成文的章程，而且你没有选举，你没有定期会议，甚至你连有多少党员都是一笔糊涂账。
鲍罗廷之前，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内部组织构建相当混乱。据说党员有30000名，注册的却只有3000名，缴纳党费的又是6000名。这非常怪异，所有数字都对不上号。当时党员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所以，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这句话对孙中山刺激太深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领导一个组织，你这个团体不管是同盟会也好，国民党也好，不算个什么玩意儿。孙中山大为震动，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
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廷。他对鲍罗廷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廷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廷亲自起草、共产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廷死去将近40年后，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记得大约1995年、1996年，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当时全世界都吃了一惊，原来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所具有的地位就是他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他陪孙中山北上，到天津、北京，陪孙中山会谈。孙中山当时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他在孙中山的周围干了大量事情，与冯玉祥会谈，布置将来的北伐，怎样完成军阀转换。
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鲍罗廷回到广州，在国民党内他就是顾问，他就是教练员，他提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建议：我建议你们这么做，我建议你们那么做。实际上他的每个建议几乎都是命令国民党人心悦诚服地服从他的命令。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任何人都难以撼动的、在国民党内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物，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见过鲍罗廷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廷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印象深刻。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廷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孙中山去世，鲍罗廷在广州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才可能把所中意的人物推上主要的领导岗位。那么他最看好的人物是谁呢？
就是蒋介石。
21.鲍罗廷如何将蒋介石推上国民党权力的巅峰
鲍罗廷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
他看好蒋介石，正因为不看好中国共产党能搞成什么事儿。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
鲍罗廷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即便有鲍罗廷这个有着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蒋介石想要成为国民党内强有力的人物，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蒋介石前面位高权重、资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个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部长廖仲恺。军权、财权、政权全在这三人之手，从一般规律上看，蒋介石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
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廖仲恺被刺之后，谁动了手？怎么办？怎么调查这个事情？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大。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廷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坐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
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被授予政府、军事、警察全权的三个人中，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作为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这两个人经常不到特别委员会来，所以主要干事的就成了蒋介石。
我们经常讲人生重要的只有几步，而凡在关键时刻能有特别作为的，必有其长期的准备和异于常人的独特地方。
蒋介石就一直准备着，而他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机的能力非常强。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
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
军事机器立即开动。
第一个对准的人便是掌握军权的军事部部长许崇智。
蒋介石利用他在特别委员会中的职务，马上动用黄埔党军，包围了还是军事部部长的许崇智，指责他涉及廖案。许崇智当然扯不清，仓皇逃亡至上海。
一块石头搬倒了。
然后就是胡汉民，第二块石头。
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蒋介石抓住这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审查，胡汉民后被迫出使苏联。
如此，廖仲恺光荣体面地下葬，许崇智被赶到上海，胡汉民被迫出使苏联。
一件廖案，蒋介石一石三鸟。
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
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扬扬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廷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
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却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他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打击的重点就是中共、苏联顾问团和汪精卫。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蒋介石作为中国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当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