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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图书馆，走在林荫道上，周一良先生的身影不在佝偻，似乎变得稍微挺立一下。
他望着苏亦，掩饰自己的复杂的想法，说道，“你能背出来原文，说明你确实用心观看了这篇论文了。”
一开始苏亦脱口而出他博士论文的TantrisminChina(唐代密宗)，周一良确实有些惊讶，然而，也仅仅是惊讶而已，他不认为眼前的少年真的用心去研读他的论文，不说，这是一部纯英文的论文，就说它研究的方向也当今极为不受重视的佛教史，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图书馆碰到自己，然后恰好认出自己来，然后又恰好念出自己的作品名字。
这件事情，太过于巧合了。
巧合到周一良都以为这是故意设置的偶遇，这一切，都是眼前的少年故意接近自己所为。
然而，很快，周一良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他现在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不再不是早些年当红一时，深受众人敬仰的梁晓顾问了。
甚至早两年没有做到急流勇退谓之知机，摇身一变，就成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墙倒众人推，被称为无耻之尤的梁晓顾问。
自己这样的“戴罪”之人，在这燕园之中，众人避之不及，何须一个少年如此处心积虑地设局接近自己啊？周一良也意识到自己多虑了。
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认为眼前少年恰好无意间翻看他的论文，为了对长者的尊重才有的客套之词。
没有想到，对方还真的能够把论文的原句给背出来了，还真的存在疑惑。
这一刻，让远离三尺讲台多年，甚至此生无望再踏上其中的周一良那颗宛如一潭死水般的心湖开始卷起了一阵涟漪。
于是，他沉寂干枯的心湖开始涌动起来，又要极力克制自己翻滚的心绪，望着苏亦，继续说道，“Byapplyingoiltohispalmhewasabletoseewhatwashappeningathou-sandmilesaway。很明显，此处的‘palm’不是贝叶，而是手掌。这句话，是从慧皎《高僧传》中记载的‘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冶’来的。”
说着，他望向苏亦，问，“慧皎《高僧传》读过吗？”
苏亦点头，“读过，却不精，四朝《高僧传》都读过，所以才有此疑惑。”
慧皎《高僧传》，是一部佛教史书，亦称《梁高僧传》。南朝梁慧皎着。十四卷。为类传体。本书历代藏经均收。金陵刻经处更名为《高僧传初集》，分十五卷单刻。
此后唐道宣着《续高僧传》，北宋赞宁着《宋高僧传》，明如惺着《大明高僧传》，体例大致依此，合称《四朝高僧传》。
要没读过这是本书或者没读过《宋高僧传》，是没法看懂的周一良的论文《唐代密宗》。
苏亦读过这些书，周一良也不意外，他说，“TantrisminChina此书的主要部分是对赞宁《宋高僧传》中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密教大师传记史料来源的甄别和内容的疏证，其中涉及四朝《高僧传》大量知识，你如果没读这几本书的话，估计要回去重读了，尤其是《宋高僧传》，不过既然，读过了，那么剩下的应该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了。”
正如周一良先生自己所说的。
他的论文TantrisminChina（唐代密宗），就是以赞宁《宋高僧传》中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密教大师传记史料来源的甄别和内容的疏证。
所以在百度百科上，他这篇论文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哪个三个僧侣？自然是上面提到的三位。
这论文有多厉害？
用译本翻译者复旦大学钱文忠的话来说，就是，“这部发表在五十年前的论着仍然代表着我国学者研究早期密宗史的最高水平，迄今无出其右者。”
从这点来说，就知道这片论文的重要性了。
研究中国佛教史或者密宗史你根本就没法绕开，因为这就是拓荒之作。
了解到苏亦读过相关的文献，所以接下来周一良跟苏亦的聊天，就随意很多，“恰好，我今天空闲，你还有什么疑惑，都可以询问，也不局限于论文。”
好不容易逮到这样的机会，苏亦肯定要问，“原文页246第四行中的:SoonafterShan-wu-weicameVajrabodhiandhisdiscipleAmoghabajrawhoinlatermadethisschooloneoftheimportantsectsoftheT’angdynasty。这句是说，金刚智在善无畏后不久来华。他的门徒不空金刚在后来使密宗成为唐代重要宗派之一；还说，在善无畏后不久，金刚智与其弟子不空金刚来华，他们后来使此宗成为了唐代重要的宗派之一冶。”
周一良达，“就实际而言，金刚智确实是与不空同时来华，所以后者的说法比较正确，前者的翻译有些累赘，且不准确，不过你这般年纪，又没有留学背景，能够读懂这些专业的外文词汇，已是难得。”对于苏亦的英文阅读水平，周一良先生也给予肯定。
接着苏亦又问，“原文页中提到关徐铉（历史名人）的事情，famousforhisstudyofpaleography。其中的paleography是书法学，还是古文书学、古文字学的意思？”
之所以有次疑惑，那是因为徐铉的书法跟古文造诣都不俗。
周一良答，“古文字学，而非书法学。所以下文中提到请赞宁寻找古代的石碑。”
苏亦继续问，“先生的提到的ElementsofHinduIconography，是《印度肖像的成份》还是《印度教图像学要素》？”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是钱文忠把这个翻译成为《印度肖像的成份》跟网上的翻译是不一致的。
“后者，印度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但一般印度都是以宗教信仰区分的，Hindu（印度教徒）是印度主流，占了总人口的八成，另外一个比较主流的是Muslim（*****）。以前是没India（印度）这个国家的，只有IndiaSub-continent（印度次大陆），后来硬生生分成了Pakistan（巴基斯坦）和India（印度）两个国家。因为历史原因，India国内的Hindu和Muslim一直都有些敌对……所以说印度人的Nationalidentity（民族性）一般都特别淡薄，他们都说自己是Hindu而不是Indian（印度人）……王永兴教授曾跟我谈到你新生见面会的发言，就谈到了咱们国家的民族性，这一点，印度这个国家是没法拥有的。”
说着，周一良就顺带跟苏亦说一些关于印度的历史。
甚至还说到中国佛教史的一些拓荒者。
“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汉唐时期，虽然拥有大量文献记载，但这些文献因为时代关系造成大量逸失，除此之外，由于文献整理者的个人偏好，必须有取舍，甚至有不少的伪造杜撰。让我们对特定的历史了解造成极大的障碍。因为上述原因，也导致了我们今日对佛教于中古社会的巨大影响缺乏真实而全面的认识，或者说低估了佛教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影响。”
周一良也不简单的一笔带过，而是开始深入的阐述。
低估了，怎么办？
当然是去做研究了。
就好像周一良被誉为中国密宗史研究的先行者一样，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同样也有先行者。
“这些缺失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一些学者对佛教内典中史学撰述的研究，以及建国以后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重见天日，使我们对这段过去的历史有了一些相关的了解。”
说着，周一良顺带肯定了考古学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建立之初就有着很深的历史学情节，很多的时候，出土之材料，都是为补史，甚至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定义：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直到后面跟国外学者的交流增多，各种理论的冲击之下，中国考古学才重新定义跟历史学的关系，毕竟考古学的作用不仅仅是证经补史。
“从早期佛教的传入直到南朝佛教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完成之时，这种来自异域的文化随着印度佛教典籍传入了中土，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仅从外典中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是无法做到完整重构的。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公元后的一千内，佛教的传入，就是影响着中国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愿意去研究佛教史的原因。”
“然而，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国内的学者是如何研究佛教的历史？又是从哪一个方面入手，其基础仍然是文献的整理，在这一方面老一辈的研究者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
说到这里，周一良望向苏亦，“比如你的导师，季庚先生，对于考古学的研究就是从文献学入手的，尤其是，他的《白沙宋墓》亦是如此，这是我们老一辈人很难脱离的中国史学传统的烙印。”
说着，周一良就继续说，“比如汤用彤先生，他是咱们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真正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中国佛教史学研究学者，他就是在深湛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说到这里，他望向苏亦，“这本书看过吗？”
苏亦点了点头，“读过，却不精通。”
这话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了。
汤用彤先生的大名，苏亦自然听说过。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
根据苏亦所知，前世，国内还在坚持研究梵语、巴利语的学者好像就剩下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了，师从季羡林先生，唯一一根独苗。
他确实读过汤用彤的着作，但真的不精通，都是泛读。他只是凭借爱好去读，却没有去做系统的史学梳理。
换其他老师估计会轻笑，周一良却没有，他说，“你这个年纪，已经开始读汤用彤先生的书已是难得了。”
这孩子才多大啊。
蒙学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最为混乱的年代，能够有这样的史学基础，足以证明，家学渊源了。
其实并没有。
哈佛三杰的书，有时间去翻翻，也是一种享受。
提到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必然也会提到其他学者。
这不，很快就提到苏亦的老乡了。
“陈垣先生你应该熟悉了吧？”周一良问。
苏亦点头，“嗯，我是新会人。”
周一良恍然，“陈垣先生就是佛教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关于佛教史籍的文献学研究对于其佛教史学的影响自然不必多说，你不是要看《大唐西域记》吗？陈垣有一本《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你有兴趣可以翻看一下，咱们北大图书馆是有藏书的。”
既然重点提到，苏亦肯定要去看啊。
说到这里，周一良沉默片刻，最终还是说，“我恩师陈寅烙先生对慧皎的《高僧传》（初集）也有过大量的批校。这书，可以说陈师30年代批校最多的书。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遗憾的是，这幅书稿难以出版。”
说着，周一良跟苏亦分享陈寅恪先生的读书习惯。
“陈师，有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这些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着述的蓝本。你日后读文献，亦可用此法，就算你未来从事考古学，注重田野考古，但读文献学的利用也不可荒废。”
“陈师在佛教对中国古代音韵学和佛教故事类型对中土叙事风格渗透的精湛研究，也有相关的着作，这些并非你的研究方向，就不跟你赘述了。往后，你有时间，可以细读一下陈师的着作，必定惠及你一生。”
说到陈寅恪先生的时候，周一良神情再度黯然。
显然，对于陈寅恪的“破门之罚”，他依旧耿耿于怀。
这件事，苏亦也没法劝慰。
这是周一良此生的遗憾，也是他此生的心结，任何人都无法去劝慰。
除非是陈寅恪先生再度重生。
所以，苏亦也只能听周一良先生提及陈寅恪的先生的往事。
估计也只有在苏亦这样一个毫无学脉继承关系的少年身上，周一良才能稍微敞开自己的心扉吧。
估计，这也是他以为苏亦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缘故。
然而，他却不清楚，苏亦比北大众多学生还要清楚那段过往。
不过，周一良口中的陈寅恪先生跟邓广铭口中的陈寅恪似乎不是同一个人。
陈对于两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于周一良来说，无疑是更深刻，因为，邓广铭先生并非陈门弟子，他虽然做过陈寅恪的助手，但学术传承并非来自于陈寅恪。
但周一良不一样，他可是被誉为最有可能继承陈寅恪衣钵的存在。
也正因为这种深厚的关系，才让他下半生对陈寅恪始终怀有一种负罪感。
也正因如此，他讲述着跟陈寅恪的故事更加的温馨，可也是这样，也让人听起来不是滋味。
你能去责怪眼前这个老人吗？
当然可以责怪。
毕竟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的付出相应的代价，就算是周也是如此。
他身处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之下，就一定要做那样的选择吗？
也并非如此。
但他偏偏就是这样选择。
所以，也难怪他周边的友人，对于他责骂，还有人称为他无耻之尤。
苏亦仅仅的倾听，等到老人从这段往事脱离。
片刻后，周一良平复自己的情绪，他又提到吕澂提到民国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提到了《藏要》。
他说，“《藏要》的出版，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佛教研究最可靠的版本。”
“不过，对于疑经、伪经的研究国内的着作最有影响的是张心激先生的《伪书通考》，共辑录辨伪佛经多达四百一十六种，代表了当时学术界此一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这样一种严谨的风气影响下，像我这样并非佛教研究名家的研究者，也秉承着这样一种严谨周密的研究方法，写的博士论文TantrisminChina。”
说到国内的，周一良先生也顺带说了国外的学者。
然而，接下来，周一良说了一大圈人的名字。
羽西了谛、沙畹、马伯乐、弗兰格、德效赛、魏鲁男等等。
甚至还说了不少的曰本学者。
白鸟库吉、常盘大定，有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等等。
可以说，苏亦除了白鸟库吉以及沙畹俩人，其他人，就只能当故事来听，因为很多人，他都是第一次听过。
这种情况下，苏亦除了感慨周一良先生的学识渊博，还能说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