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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咱们国内，提到敦煌学，就不得不提罗振玉，他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然后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
其实，王永兴口中的接回来，还不如说是抄回来的。
为了把这些流失在国外博物馆的经卷抄回来，国内的学者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纪的敦煌学，敦煌文学研究是从搜集、着录、整理敦煌文献开始的。
国内搜集到那么多敦煌经卷内容，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着录实际上分为五大块，即国内、巴黎、伦敦敦煌文献目录和有关文献散录以及敦煌文学专科目录。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搜集、着录是同步的。
说着，王永兴就开始分享在1949年前，国内众多学者整理搜集敦煌文书的艰难经历。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访端方（两江总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书。端方想回购，伯希和却不乐意，伯希和这个人占有欲很强，他获得这些敦煌文书，亲自保管，从不让外人染指，更别说发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这些文献资料都鲜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记《旅途中的笔记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险结束100周年时，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购买到敦煌经书怎么能会让人回购，然而，伯希和这个人终究是学者，他好不容易获得这些珍惜文献，他是要向外界公布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后就广邀中国学者参加他展览会。端方就通过董康将消息告诉北京学界罗振玉、王仁俊、蒋黻、董康、曹元忠、叶恭绰等人，让他们前往八宝胡同参观，并拍照、抄录经卷开始了敦煌经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的展览会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携精要之本和已运回法国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不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罗振玉了。在清政府时期，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为敦煌文献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罗振玉，在敦煌遗书的收集方面可谓厥功至伟。正是在罗振玉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才将敦煌残余经卷运至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虽未参加六国饭店的展览会，但正是他请端方敦请伯希和出售随身携带的和已运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写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写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跟王国维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这个期间，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遗书在内的出土文献。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处搜集敦煌文献之外，他还从曾前往欧洲调查敦煌写本的日本学者那里获得不少敦煌文献。1910年罗振玉计划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委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去巴黎，张元济又到伦敦和斯坦因商谈影印敦煌遗书但最终没有结果。”
“就算如此，罗振玉依旧在努力搜集，1913年罗又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联系，欲亲往欧洲调查敦煌遗书，在沙畹等学者的努力下，罗王一切就绪，但因战争原因未能成行。王国维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学者收集的敦煌文献，校勘了不少文学作品，写了许多研究文章。”
说到这里，王永兴环绕一周，然后望向台下，问，“除了罗王二人，诸位还知道哪些学者也曾经在海外搜集过敦煌文献吗？”
一下子，还真没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来，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相互对视，都希望能够从旁边的同学眼中得切确的答案。
奈何，并没有。
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代的限制，在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大家检索资料靠的是去图书馆参阅，如果没有刻意关注这个方面的知识，想要猜都很难猜测。
然后，慢慢的，众人的目光就汇集在苏亦的身上了，因为在场的众人，包括前来蹭课的，除了苏亦之外，就没一个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还回答了王永兴的提问，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够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
这下，王永兴当然不会忽略掉苏亦，“嗯，苏亦同学，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对于这段历史，苏亦并不陌生。
他复试结束，在北大逗留一周，就翻看了不少关于这个方面的书籍。
后世也有不少的学者在整理关于敦煌文书流失史或者说中国文物流失史方面的着作。
甚至，苏亦还写过相关论文。
所以，苏亦站起来之后，几乎就把涉及到的学者点了一遍。
苏亦说，“据我所知，这里面的学者还挺多的，比如，之前王先生提到的董康，他就曾经到欧洲以及日本抄写过不少的敦煌经卷。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傅芸子、刘半农、胡适、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诸位先生。”
结果，他刚说完，台下就传来一阵热烈的议论声。
“妈呀，怎么那么多人啊。”
“对啊，那么多人，刚才大家怎么都没能猜出来一个呢。”
“真没有想到连胡适先生也在其中。”
“对啊，太让人意外了，不过除了刘半农以及向达两位先生之外，其他的，我一人都不认识。”
“这两位是咱们北大的教授，其他的诸位先生并非出自于咱们北大，不知道的也正常。”
“别扯，郑振铎部长，你们会不知道？”
“好吧，我忘了还有郑部长了。”
“其他的几位先生，我确实不知道。”
“我说你们就不疑惑，小师兄怎么就知道那么多吗？”
“废话，这有什么好疑惑的，你们要是都知道了，不早就读研了？还需要跟我们坐在这里。”
“读研怎么了，小师兄不也跟我们在一起上课吗？”
歪楼了。
但不管如何，众人对于苏亦的崇拜已经更上一个台阶。
实际上，不仅台下的学生惊讶，就连台上的王永兴也惊讶不已。
他还真没有想到苏亦会对这段历史也了解得如此清楚。
要是没有对这段历史做深入的研究，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这些学者如数家珍。
所以他望向苏亦，笑道，“研究过敦煌学？”
苏亦也不隐瞒，“具体的经卷写本没有研究，但我对敦煌学术史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导师宿白先生在敦煌考古方面也做了不少的研究，而且，我师兄马世昌又在敦煌工作多年，难免会好奇。”
王永兴恍然，然后望向苏亦突然说道，“要不苏亦同学，接下来这节课，你来跟同学们说说一下，这些前辈在国外搜集敦煌文献的经历如何？”
苏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王永兴先生如此特立独行，竟然当众就让他上台讲课，一时之间，苏亦有些犹豫。
“王先生，合适吗？”
王永兴反问，“有什么不合适？”
说着，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想不想听，你们小师兄给你们上这节课？”
“想！”
台下学生轰然响应。
王永兴望向苏亦，笑，“现在听到同学们的心声了吧？”
都这样了，苏亦还能怎么样。
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台了。
然后，王永兴就真的把讲台的位置让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宿白的课堂。
突然被Q到台上，苏亦也有些猝不及防，但王永兴都知道他叫“小师兄”，肯定对他的情况并不陌生。
苏亦接过王永兴递过来的粉笔，想了想，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1949年前敦煌文献的收集、着录和整理历史》。
想了想，又写了一个名字——董康。
因为罗振玉、跟王国维关于敦煌经卷的搜集故事，王永兴已经讲述完毕，苏亦也不需要去赘述。
“感谢王老师让我上台跟大家分享这段关于敦煌文献搜集、着录和整理的历史。我按照时间的顺序，先给大家讲授一下董康吧。”
苏亦确实要感谢王永兴，这位先生的魄力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大。
他原本是过来蹭课的，哪里会想到摇身一变就成为助教。
但这种机会，苏亦并不抗拒。
这个年代，北大历史系有多少个青年教师想要上讲台而不可得。不止，青年教书，就连周一良、田庆年这样老教授也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想要上讲台也不可得。
然而，对于苏亦来说，讲台就在脚下，他有何种理由不好好珍惜。
从这点来说，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王永兴对他的欣赏，或者说，王永兴比其他的几位先生更加具有主见。
当然，也跟王永兴的身份有关，他毕竟是北大的教授，跟漆侠先生这些被外聘过来的兼职导师不同，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刚才王老师说两江总督端方让董康通知罗振玉等人，关于伯希和拥有敦煌经卷的情况，那么董康是什么人呢？”
“说起来，这个人的经历还挺传奇的，他是江苏武进人，中华民国时期着名政客。也还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藏书家、法律家、大律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民国成立后，董康回国，自1914年起，董康先后任北洋政府任职，职位太多了，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抗战爆发后，董康接受日本侵略者之邀，出任伪华北政权的要职，沦为汉奸，1940年改任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董康被以汉奸罪逮捕，1947年病死。但，就是这么个人，对敦煌经卷的搜集却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咱们评论一个人的功与过的时候，并不能从对方政治上的过失而去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
苏亦话题再次拐到罗振玉的身上，然后才分享董康搜集抄写敦煌经卷写本的经过。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
“我前面就说过，董康这人因为汉奸罪被捕，而，在咱们中国成为汉奸的人，基本上在早年期间都有留日的经历，他们跟日本方面有着深厚的关系。1926年后，董康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着《书舶庸谈》，着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敦煌写卷，其中包括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1922年，董康游历欧美，在英国和法国，在伯希和等人帮助下，董康查阅了敦煌文书数十部，将六十余种拍摄成照片。学术界有评价说董康是最早主动，为英国藏敦煌文献拍摄照片的中国人。此外，董康还到日本抄录和收集敦煌文献。在日本期间，董康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
讲述完董康的故事。苏亦继续讲述傅芸子的故事。
这位先生的故事，也是从日本开始的。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在近代史之中一些着名的历史人物，不管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去日本留学或者避难的经历。
比如，罗振玉、王国维以及董康，甚至还有傅芸子。
跟董康一样，在讲述傅芸子对敦煌经卷的搜集经历之前，必须要讲述傅芸子的生平。
因为刚才在台上，他已经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很多人都不知道傅芸子是何人。
傅芸子，嗯，男，这个很重要，不然光听他的名字，以为他是个女先生。
他着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学家，更是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自幼酷爱国学，博识旧京名物掌故，私淑王国维。
简单介绍一下傅芸子的生平后，苏亦才说，“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对于日本公私藏书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们北大任教，着有《俗文学讲稿》以及一系列论文对敦煌文学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间，他抄录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小岛右马、冈崎文夫、那波利贞、矢吹庆辉等人从欧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澄清了不少问题。”
说完，傅芸子的经历，苏亦才讲到刘半农。
苏亦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刘半农先生是何人，就不用我过多赘述了吧？”
“可以说的。”
“要不，小师兄，你给我们读一读，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吧！”
没有错，刘半农先生除了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先驱，还是着名的诗人。
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直到后世，还被很多人当做爱情诗歌来传诵。
而“她”字，有传闻就是刘半农先生创造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刘半农的大名，确实不需要苏亦过多赘述。
但台下的学生，起哄者不在少数。
苏亦挥手，“别闹。”
结果，他刚想拒绝，王永兴先生就说，“苏亦同学，如果会读这首诗的话，可以跟同学们读一读。”
现场一阵哄笑。
于是，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之下，苏亦开始读诗了。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
不过，诗歌什么的，只是课堂的润滑剂。
终归要回归主题。
“1920年刘半农到欧洲留学，先是在伦敦大学语言实验室工作，第二年转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目光对准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利用余暇时间手抄了104种敦煌文学、社会、语言材料。刘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这些年抄录敦煌文献成为他的主要副业。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的学习，嗯，包括我在内。”
要论北大学生最为熟悉的人物，并非刘半农，而是胡适之胡博士。
这位北大的前任校长，也曾经有过借阅敦煌经卷写本的经历。
然而，他的这段经历台下的众多北大学生并不知晓。
所以，苏亦开始公布答案。
“1926年，胡适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伦敦，尔后又前往巴黎，他说过，自己在巴黎读了五十卷，在伦敦读了一百卷，胡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中国禅宗史》而查阅敦煌卷子同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文学史料。”
等苏亦说完，台下众人方才恍然大悟，也懊恼不已。
以胡适的大名，台下的学生真有人敢瞎喊，估计就没苏亦啥事情了，可是他们偏偏老实，不敢猜。
于是，此刻才有苏亦在台上的挥洒自如，恣意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