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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亦收集到的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结果，长春现存伪满时期的建筑，可以分为两条轴线。
第一条，是斯大林大街（旧大同大街），是长春站往南，建国忠灵庙为终点；第二条则是新民大街（旧顺天大街），从临时皇宫（现地质宫）往南，把伪满八部等官厅串联起来，到新民广场（顺天广场）止。
从这些规划，很容易推断出来，这两块区域就是当初“新京”城市规划的核心区域。
而且，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三十多年里，整个长春城区并没有太多大型新建筑，依旧保持着当年新京规划的模样，因此，在这个年代游览长春，有种行走在历史时空的错觉。
苏亦很喜欢这种奇妙的体验。
然而，时间有限，他没法在长春待很长的时间，能够在研讨会的几天时间里面，抠出一天的时间瞎逛，已是不容易。
而且，要写一篇小论文，他调查的“满洲式”官厅建筑已经足够了。
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写论文，选题就要足够小，近现代长春城市规划是一个大课题，这不是他的专业范畴，要研究这些课题，有建筑学的大佬。不要说城市规划，仅仅是长春“满洲式”建筑这个课题，对于他来说也足够大，光凭他一个人，短短一天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弄完这些的。
因此，他只能把选题继续缩小。
要给伪满建组分类的话，按照苏亦的分法，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
一、军政机关类。
二、经济集团类。
三、宗教礼制类。
四、文件单位类。
五、市政单位类。
毫无疑问，他研究的范畴就是第一类——军政机构类建筑。
这一类建筑大致有二十多处，主要分为关东军殖民军事机关类跟伪满国家行政机关。
前者代表日方，后者代表伪满方面。
再细分，主要包括曰本关东军军事基地及官邸、伪满官厅及官邸建筑。
因此，他又在这个大类继续细分，只研究伪满官厅及官邸建筑。
因为关东军军事类建筑，太分散了，除了省委省政府所在地的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宪兵司令部比较好找之外，其他的基地都比较偏，苏亦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去一一做调查。
只能一再缩小研究范围。
而伪满官厅，苏亦跟吴镇武逛了个遍，从第一厅舍到第十四厅舍，除了被拆除的两个厅舍，全部都做文物建筑调查表存档。
其他部分，例如伪满地政管理局，伪满满铁综合事务所，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宏报处，伪满新京顺天警察署等旧址，他也做了补充调查。
实地调查，做到他这程度，也差不多够了。
从建筑艺术风格来说，军警类的建筑主要是采用曰本建筑文化风格，以便彰显曰本地位。例如现在省委大楼，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就是朝着曰本名古屋山城建筑，“帝冠式”和“山城堡垒”两种元素结合以彰显威严，不仅如此，它的大门还镶嵌曰本皇室菊花章。
相比较之下，伪满官厅的建筑风格则式另外一种呈现，它是曰本“帝冠式”的满洲版，在其基础上，又加入“五族协和”的政治思想，因此，也被称为“兴亚式”。
从这点来说，伪满建筑的兴亚式风格，并不等同于曰本的“帝冠式”，它是其本土化的一种探索，是全新的“满洲式”，奈何，伪满统治时期短暂，这种风格的建筑形式，并没有继续延续的机会。
那么研究伪满时期的殖民建筑历史，有什么意义？
自然是有用，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学术意义。
除了见证历史，及其蕴含的警示价值之外，这些大面积的“兴亚式”城市建筑群，在这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照苏亦的学术背景，他不可能去研究他们的建筑史，没有必要，但他却可以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去阐述它们的作用。
可以说，在这个年代，全国范围内，能够认识文化遗产重要价值的学者，也没几个，更别谈，应该如何去保护了。
他回到南湖宾馆以后，先一步整理资料，暂时还没有办法把文章弄出来，一些关键的文献还没有查阅，不能瞎写，不过，这方面他也不着急。
到时候，回北大再弄。
要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文献资料，再委托吴镇武帮忙，这哥们，应该会很乐意的。
现在嘛，自然也不能闲着。
好不容易来了一趟长春，有着吉大那么丰富的藏书资源不利用，那么多浪费。
……
美丽的长春坐落在吉大里。
这是前世的梗。
这个时候，吉大还没有合并长春的众多高校，就连后来的吉大校本部前卫南区都还没有修建，只有老校区前卫北区。
1978年的吉大老校区，一点都不老。
尤其是雄浑大气的理化楼，比北大的燕园的建筑都要豪华。
实际上，吉大直到1950年才从沈阳搬迁到这里，当时还叫东北人民大学，58年才改名。
后来匡亚明调任吉大校长以后，吉大开始大面积的基建，比如豪华的理化楼就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主体六层，局部九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造型简洁，立面对称，整体颇显庄重，只有檐口部分有简洁的装饰，檐下有仿斗拱的构件。
该楼被称为长春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么豪华的建筑楼，在当年全国各大高校也是少的，就算北大也都没有这样的建筑楼，而且，由于建筑质量较好，该楼至今仍作为教学楼正常使用。此外，还有文科楼，也是这个时候建成的。
看到这栋建筑，苏亦也忍不住感慨，他前一天，满长春寻找“兴亚式”老建筑，现在却又开始参观长春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有着时空交错的感觉。
然而，理化楼是他第一处打开的“十大建筑”吗？
当然不是。
他第一处打卡的“十大建筑”是南湖宾馆，此外，昨天他还去同为十大建筑的省图书馆，以及地质宫。
而地质宫原本是伪满新皇宫旧址，结果只建设地下结构，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财力紧张而停工。解放后才重修，也是后来吉大博物馆，现在还属于长春地院，因为是在新民大街的北端，他跟吴镇武也就顺道过去看了。
至于省图书馆，纯粹是去查资料。
从某种意义来说，美丽的长春在吉大里面也不算错，后世大部分“兴亚式”建筑，都成为吉大的教学楼。
比如，现在吉大，也有两处伪满时期的建筑。
第一个则是1940年10月31日建成的鸣放宫。
其实，这座建筑的原名叫“神武殿”，目的是为了祭祀神**皇。
早些年是空军航校的礼堂，后来航校迁走以后，吉大花了50万把它买下来作为学校大礼堂。
名字取的也挺有意思，出自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匾额还是由于省吾亲自书写的。
根据吴镇武的八卦，据说，当时吉大还给于老300块的润笔费，相当可观。
后来，这个名字因为有“大放大鸣”之意，匾额直接被摘下来，现在也都没有挂上，不过名字也就流传至今，依旧没有改。
第二处，则是他今天过来吉大的目的地——吉大图书馆。
图书馆所在的“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旧址“大楼，就是1939年12月22日建成。早年间，这大楼就是吉大的行政楼，文科楼建成以后，才从这里搬出来，成为图书馆。
梁启超曾经说过：“历史上每一个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
大学也是如此。
苏亦拿了吴镇武的借书证，混入图书馆的时候，也不禁感慨。
这里馆藏极为丰富，不仅拥有不少伪满时期的史料，甚至还有大量满文文献，奈何，不会满文，看不懂，只能作罢。
满文文献看不懂，馆藏的满铁资料却多少能看得懂一些的，书写语言，主要是日文、俄文跟英文，俄文看不懂，但英文阅读已经没啥问题了，至于日文，连蒙带猜，八九不离十，毕竟，他这段时间也没少学日文。
各种报告，涵盖的种类太多了。
苏亦也只是好奇的翻一翻，他不研究满洲史，也不做文献研究，就是过来找伪满时期的相关史料而已。
满铁的调查报告，算是一种，却也不是他需要的城市规划以及建筑相关史料。
倒是找到一本《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奈何他不是研究经济的，似乎这个年代，国内的学者很少有研究伪满时期的建筑论着。
除了一些原始资料，没法子，苏亦只好找曰本学者的。
还别说，真找到了。
例如曰本的建筑史学家家村田治郎1944出版的《满洲的史迹》，还有当年的《满洲建筑杂志》，在这本杂志里面，找到了大量苏亦需要的资料。这玩意，不是在吉大的图书馆，要回北大，估计还真找不到。
于是，这一天上午，苏亦就一直泡在图书馆里面。
也只能是一个上午，下午还有事。
因为研讨会下午结束，大家需要集体照相，苏亦不能缺席。
他也只是早上研讨会的时候，偷偷跑出来，因为研讨会最后两天，学术报告逐渐减少，开始固定古文字研究学会的各种章程以及理事会长的选举。
这种事情跟他没啥关系。
第一届会长，肯定是于省吾先生。
至于理事也都是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跟他这种小辈没啥关系，但下午的闭幕式，他肯定是不能缺席的。
怎么说，他还要客串会议摄影师呢。
闭幕式结束，大家在南湖宾馆主楼外面拍合照。
合作是专门的工作拍摄，不需要苏亦客串，但他也没有闲着，主办方还安排大家去参观吉大校园，校长都亲自过来接待大家，苏亦又来活了，他是随行摄影师，而吴镇武则变成他的摄影助手。
忙活了一个下午，到晚上，则有一个晚宴，跟后世的冷餐宴不一样，就是食堂聚餐。此外，吉大这边还在大礼堂鸣放宫举办联欢会，师生们在上面载歌载舞。
至此，整个研讨会圆满落幕。
苏亦也很荣幸地成为中国古文字研究学会第一届的创会会员，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了。
就算如此，苏亦他们也没有立即返回北大，因为他们一行，还需要在吉大考古专业做一场学术报告。
不仅邹恒、高铭两位先生需要参与，他也不例外。
谁让吉大考古专业的创始者张忠培先生是北大自己人呢。
他跟高铭先生，还有之前做周原报告的徐锡台先生是北大同班同学。
又跟俞伟朝先生一样，都是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吉大，不然，估计也要留校北大。
作为考古学界的大佬，日后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苏亦听过张先生太多的传闻。
只不过他一直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张先生当初副博士毕业，既不留校北大又不去考古所，却被分配来吉大？
这是什么原因？
最大的原因，还是组织分配。
然而，组织分配也是领导决策的。
这一次过来长春，苏亦才从高铭先生的口中得知，张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吉大，也跟他的研究方向有关。
他当初在北大师从苏秉琦先生，研究新石器时期考古，同时，他也为林耀华讲授“原始社会史与少数民族志”做过助教。
因此，后世提及张先生的师从，总会提及苏秉琦、林耀华两位先生。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原因之一。
张先生跟高铭先生是同班同学，跟俞先生又是同为苏门师兄弟，跟邹恒先生也不陌生，他之前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还参与了邹先生主讲的“商周考古”部分内容的讲授和《商周考古》部分章节的编写。
这些年，为了创办吉大考古专业，他也没少跑北大。跟北大诸位师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苏亦第一次在南湖宾馆，见到这位老学长的时候，满是感慨。
前世，他研究考古学术史的时候，这位先生的可以说是绕不开的重点人物，尤其是关于他关于方法论以及学术史上的成就“两学三论，三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定位。”也对苏亦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就这样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就算他这一年多来，见过不少师长，见过不少前世只能在文章着作里面提及的老前辈，这一次，再次见到张先生，他依旧感慨不已，能够跟这些先生们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真好。
因此，对于张先生，他天然就有一种亲近感。
没有错，作为吉大考古专业的负责人，张先生也是这一次古文字成立大会的发起人之一，早在他们到南湖宾馆的第一天，就见到对方。
不过当时熟人太多，苏亦只是小透明，张先生也只是简单跟他一下招呼，并没有私下接触的机会。
这一次，他们被邀请过来吉大做演讲，跟张先生交流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在文科楼休息室内，他跟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几乎都被吉大考古专业的老师围在中间。
跟北大考古专业的豪华阵容相比较，吉大考古专业此时的师资，显得较为单薄。
张忠培先生讲新石器考古、林沄先生讲商周考古、李如森老师讲战国秦汉、魏存成老师讲隋唐、除了考古学几大段课程外，姚孝遂先生讲古文字、张博泉先生讲东北史、王可宾先生讲原始社会史、罗继祖先生讲文献。
当然，这种单薄是相比较北大的，这个阵容，放在同时的全国高校，已经很豪华了。毕竟除北大之外，国内的高校，也都是这一时期创办考古专业，有的学校连师资都没能配齐。
而且，这些先生，用苏亦前世的眼光看来，一个个都是顶级学者。
张忠培先生就不说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人，绝对的领军人物。
林沄先生师从于省吾先生，也是后来吉大考古的领军人物。
姚孝遂、张博泉、王可宾、罗继祖极为先生，则各有各的来历。
不过四位先生，只有姚孝遂先生在场，他是于省吾先生的研究生，又是教古文字的，高铭跟邹恒两位先生都没有离开，他也姚留下来作陪，要知道当初吉大考古专业能够建立，也得到他的不小支持。
此外，吉大考古教研室的支部书记李木庚先生也在现场。看到苏亦，这位先生也很热情，还问苏亦对吉大的印象怎么样，以后毕业以后有没有考虑到东北工作。
问得苏亦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在张先生笑道，“李书记，你想多了，苏亦同学到时候毕业，你觉得宿先生舍得让他离开北大吗。”
瞬间，现场笑成一片。
要论竞争力，吉大肯定跟北大没有可比性，更不要说，苏亦还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张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吉大，是个例外，此后，北大就很少学生被分配到吉大。
就算是张先生当初毕业，也不想来吉大，他本科毕业的时候，一连三个志愿都填写考古所，想要到第一线做田野考古，奈何，当时国家需要培养人才，他就被留校继续深造攻读副博士学位，后来副博士制度不了了之，1961年毕业的时候就被分配到吉大。
又因为是历史系唯一一个具有田野发掘经验的老师，1972年吉大考古专业成立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成为考古专业的负责人。
这些都是机缘巧合，历史不能复制。
苏亦毕业以后，宿白先生肯定不会让他外放。
原因多种多样，但，最大的原因就是苏亦年纪太小，不放在身边，估计北大的各位师长都不放心，更不要说宿白先生。
因此，见到苏亦，张先生也不由感慨自己的求学生涯。
他说，“我当初到考古专业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喜欢，觉得整天研究些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理论贫乏，枯燥无味。直到后面，慢慢喜欢上考古，喜欢上田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都是这样，王镜泽的真香定律，大佬们也不能免俗。
张先生之所以感慨，主要是他觉得苏亦这么小，就毅然决然选择考古，而且一步到位敢报考宿白先生的研究生，这种魄力，就不是一般的少年天才能够拥有的。
要知道，少年天才有，但能够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敢去尝试的，可不多。
这样具有行动力的苏亦，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面对张先生的感慨，苏亦只能傻笑，不然，他也不知道该说啥。
好在，休息室内，除了几位先生外，也有其他年轻的老师。
比如讲战国秦汉考古李如森，就曾经去过北大进修，当过俞伟朝先生的助手。
还有商周考古的助教许伟老师，他则是吉大考古专业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到北大跟着邹恒先生进修，做他的助手。
现在老师来自己的学校了，肯定也不能确系。
最后就是隋唐考古的魏存成老师，一看他的研究方向，就知道跟苏亦关系莫逆。
因为国内，这个时候，研究隋唐考古的大拿只有宿白先生。
而对方毕业留校以后，1973年就被张忠培先生送到北大进修，跟着宿白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1975年8月学成归来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研究。
此外，这位先生也不拘泥于隋唐考古，他在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以及同时期朝鲜半岛、日本考古与历史诸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独树一帜，发挥了吉大的地方优势。
因此后来，中国要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魏教授是名符其实的高句丽专家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
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嘛，作为师兄，见到小师弟来到自己的地盘，他整个人热情的不得了。
魏师兄忆苦思甜，回忆在北大跟随宿先生学习的美好时间，苏亦自然要扮演好忠实听众。
而且他也真没想到，会在吉大有直系师兄。
反正一窝子的熟人。
大家都天南地北的聊着。
然后说着说着，话题就拐到苏亦的身上。
他的年龄肯定是大家重点讨论的话题。
这么小，就读研究生。
绝无仅有。
说着，就提到他在研讨会上的表现，都好奇他怎么会研究“数字挂”，要知道苏亦能够在会场帮助张政烺先生补充说明古代筮法，还提出“数字卦”这个概念，给与会的众人留下几位深刻的印象。
没法子，面对众人好奇的目光，苏亦只能瞎扯，“除了家学之外，主要还是受到商承祚跟容庚两位先生的影响，我也受到他们的才开始学甲骨文的。”
众人恍然。
甚至姚孝遂先生还拿他跟商承祚先生做比较，“之前在南湖宾馆，大家都感慨你们广东出人才，尤其是中大的曾宪通先生，还跟我们说，你跟商老一样，都是少年天才。还遗憾，这一次商老已经确定名单要过来了，后来感冒了，天气太冷，也跟容老一样，没有过来了，不然见到你肯定非常高兴。”
苏亦也觉得遗憾，“我之前在广州省博实习的时候，时间太匆忙了，也一直没有机会拜访商老。”
这个时候，高铭先生突然笑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初苏亦报考我们北大的时候，中大的梁钊韬教授还打算跟我们抢人呢。甚至，商老家的大公子商志谭打算帮商老收徒的，他还许诺，要是苏亦愿意去中大，就让商老收他为关门弟子。”
这话，让众人意外不已，纷纷惊呼，原来苏亦跟商老还有这样的缘分。
姚孝遂先生直说可惜，然后他又说，“这一次，商老原本是要来的。不过容老已经84岁了，天气太冷，路途太远，所以容老早就跟学生们说不去长春了。但商老没有征求容老的意见就敲定了到长春开会的名单，当商老宣布自己同一班青年教师一道到长春参会后说：‘容老因年纪大，这次就不去了。’容老听后马上发火道：‘谁说我年纪大就不去，你比他们大三四十岁都能去，为什么我比你大八岁就不能去？’结果，临到出发的那天商老也生病了，两位老先生，也都来不了，听说因为这事容老都乐得不行。”
众人笑得不轻。
当然，真以为两位老先生，关系不融洽，那就错了。
两位老先生关系很好，都认识五六十年了，商老话多，容老寡言。当商老说到容老不爱听的话时，两人就会抬起杠来。只不过，这位老先生都在中大，都研究古文字，学术渊源一脉相承，圈子大部分重叠，甚至工作单位都是一样，而且还共同收了不少二代弟子，特别是到了晚年，容、商二老一住楼上，一住楼下，形同一家。
偶尔有所争执，也是在所难免。
这一次，没能在大会上遇见两位老先生，苏亦还挺遗憾的。
心想着，到时候暑假回广州，找个机会去拜访两位老前辈。
这一次，他也认识了中大曾宪通他们几位青年教师，以后去中大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
这一次过来蹭学术会议，果然，跟好多前辈混个脸熟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自己去找上门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机缘，羡慕不来。
在曾宪通看来，苏亦跟商承祚先生很像，那是因为商老是他的老师，习惯性从古文字方面出发。
而张忠培先生，对于苏亦又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我倒是觉得你跟梁思永先生挺像的，都是新会人，都一样的天资聪慧，也希望以后你学有所成，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
张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从考古学术背景去看待苏亦了。
在老一辈考古学者之中，也确实只有梁思永先生的这样的前辈才能够被称为少年英才了。
苏亦哪里敢跟梁思永先生自比。
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就是考古学术史，张先生对梁思成先生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
他晚年，曾经做过考学学术史分期，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分别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安特生就不说了，中国考古学正式成立就是因为他。
张先生把梁思永他还有苏秉琦先生相提并论，足以见得他对梁先生的推崇。
说着，张先生进而开始谈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
梁思永先生贡献自然很多。
比如他发掘的昂昂溪遗址，就是中国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
之所以强调中国学者，那是因为早在昂昂溪遗址之前，东北地区就已经有沙锅屯以及貔子窝两处遗址被发掘，不过这都是外国人进行的发掘跟中国学者无关。
因此，梁思永先生依旧是中国在东北考古的第一人，这点无容置疑。
实际上，梁思永的重要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非要概括的话，有三个方面。
（1）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着。
（2）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溪五福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考古学两大方法论其中之一的地层学就是从这里开始运用的。这才是昂昂溪遗址发掘在学术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
（3）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这样一个在考古学术史上具有丰碑式的人物，苏亦凭啥跟人家比较？
他拿什么可以比较？
就算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他也不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因为对方是先驱，是开拓者，他最多算是继承者。
张忠培先生把他跟梁思永先生对比，完全就是因为他跟梁思永先生都是新会人，以此来勉励他吧。
不过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做比较。
苏亦还是很高兴的。
都重活一世了，未来，自己要是不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那也太丢脸了，都没脸面对新会父老了。
当然，苏亦终究是小辈，他虽然是话题人物，却不能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中心。
师长们，也有他们的话题要聊。
比如，高铭跟张忠培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他们大学四年都在一起，再加上张先生读研几年时间，恰好高铭先生留校，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多，又因为当年研究生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因此，那些年，他们可以说是北大田野发掘的主力军。
如此一样，肯定就绕不开张先生在华县队的工作经历的。
甚至，1958年，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是高铭、杨建芳、张忠培，三人参与的。当时，高铭先生留校任教，主要是带学生参与田野实习，杨建芳跟张忠培两位先生都在读研，也一起带队主持发掘工作。
毕竟是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几位先生回忆起来的时候，肯定充满感触。
苏亦很自然就把话题带到这个方面来，一方面，他是要分散火力，减少师长们队他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对当年的发掘经历也充满好奇。
考古遗址的发掘，发掘一次就少一次，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前辈们发掘完毕，作为晚辈只剩下学习的份了，想要重新参与，基本上不可能。
只能通过论文或者发掘报告去窥探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工作。
除了泉护村遗址，还有元君庙墓地遗址，不过高铭先生中途就撤出，只是参与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后面的元君庙墓地发掘，并没有参与。
因此，张先生就是发掘的主要领头雁，当年的发掘经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主要成果之一。
说到这次发掘经历，张先生也兴奋不已。
“1958年12月，在9月开始的泉护村、元君庙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解古遗址的类型与分布，我们组成三个小组，在华县、渭南再度进行调查，并在虫陈村、南沙村、郭老村、涨村和白庙村等地进行了试掘。然后第二年4月，我们依据对泉护村、元君庙遗存的上述认识，再度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试掘了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
说到这里，张先生感慨，“后来因为老官台遗址出成果了，开始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关于发掘资料，我们到了195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对两次发掘做出泉护村遗存初稿； 1960年底至 1961年初，杨建芳跟我又写出二稿。 1973年的时候，我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可惜，发掘报告的出版，依旧遥遥无期。”
听到这里，苏亦有些好奇发问，“听说，张先生当时对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研究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没有这回事啊。”
瞬间，张先生露出了回忆的神情，然后点了点头，“确实不容易，华县元君庙遗址，当时恰好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于是，在1959年，我就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当时，是套用了马克思理论，以论带史，头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母权制时代。当时，我把这论文拿给苏先生看的时候，还特别得意，结果，老师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表情，直接让我对墓地做进一步分期研究，当时，我的心宛如浇下了一盆凉水。此后，分期分了三年，搞不出来，我请示苏先生真的分不出来了，要不就不分了吧？苏先生当即沉下脸，让我继续分期研究。”
“当时，望着老师离开的背影，我五味杂陈。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这么重视这批材料。这个老先生多执着啊，对于考古事业这么忠诚。接着我就想，科学世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只要是万一分出期来呢？我没分出来，我这辈子就失掉了一个搞明白古人的机会了，而这个真相本应该我来发现的。”
“那一次，我三天两夜几乎不眠不睡，终于完成了墓地的分期，而且，也没有用一座房屋或者一座墓地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将每排墓葬解释为了一个氏族墓地，由此确定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因此，《元君庙仰韶墓地》也获得先生认可，甚至，还被他成为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言及于此。
张先生的表情充满自豪。
故事说完，张先生就忍不住开始拿出香烟开始给各位先生散烟，而且抽的还是“迎春”，这可是好烟，一般人也舍不得抽，甚至，他还习惯性地朝着苏亦递烟，这一举动，让苏亦哭笑不得，连忙摆手，倒是很乖巧地没拿起火柴盒开始帮各位先生点烟。
一时之间，休息室内，烟雾缭绕。
苏亦见状，也觉得好笑。
这年头，可不兴什么吸烟有害健康。甚至苏亦听说早些年飞机都可以抽烟呢。
不愧是湖南的大佬，一口湖南乡音就算了，还喜欢抽烟，很有伟人的风格。
不过，烟瘾大的，也不止张先生。
俞伟朝先生烟瘾也很大。
苏亦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买烟要烟票。俞先生很爱吸烟，烟票总不够用，于是求助于张先生。他便也逐渐吸起烟来，加之工作劳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烟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凶，从一天几根、一包到一包半。
甚至，后来《元君庙仰韶墓地》出版了，到手的稿费是人民币960元，当时看是很多的。可是为了写报告，他买烟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他吸的烟都不是什么好烟，最好的，是待客时才抽的。
一抽烟以后，张先生的话题就刹不住了，说起以前的经历越发兴起。
估计，吉大的青年教师没少听他的故事，都开始学会当捧哏。
因此，面对苏亦这个新的听众，张先生讲得越发有激情。
甚至到最后，他充满豪气地表示，“元君庙，全是我自己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开辟了研究墓地的一种模式。既没有洋教条，也没有中教条，被材料牵着鼻子走的，这么艰难之事……我不入地狱，谁入呀?”
这话说得真霸气。
听起来也很带劲。
甚至让人羡慕。
可以说，开创自己的一套理论。
何为创新，这就是。
张忠培先生的故事，也让苏亦听得热血沸腾，也恨不得自己可以参与发掘，甚至可以独立主持发掘一个遗址。
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属于自己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机会。
当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
就算是高铭先生，这么多年来，参与那么多考古发掘，带了那么多届北大的学生参与田野时期，他也没有独立主持发掘遗址的机会，苏亦想要独立主持发掘，哪有这么容易。
估计十年以后，再说。
看着他一脸羡慕的模样，张先生不由笑道，“听高老师说，你在广东参与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还参与编写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有没有这回事？”
苏亦多少有些不好说，“做一些基础工作，还有第一部分绪论，后面主要还是整理资料，填写资料表，顺便画一些器物图以及地形图，能够做的工作不多。”
然而，他的话，却让张忠培的目光亮起来，“可以啊，才第一次实习，就能够参与发掘报告的编写，这个经历非常难得。我们学考古的，要是没有田野经验，没有发掘报告的编写经验，那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的考古学者，这点上，你已经走在很多同行的前面。更加难得的是，你竟然还会考古绘图。”
这时，邹恒先生突然说道，“这小子家学渊博，美术世家，美术功底相当好，这也是为什么宿先生会收他入门下的原因之一。”
张忠培恍然，“难怪你前几天要跑去研究伪满时期的建筑，敢情是要继承宿先生的衣钵，有意要把古建考古领域发扬光大啊，不过这个方面，又涉及到梁思成先生的领域。”
说到这里，张先生也反应过来了，由不得感慨，“果然是新会的。”
似乎想起来什么，又道，“听说，启功先生还给送给你好几幅书贴，有没有这回事。”
苏亦只能点头啊。
“不愧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
得，张先生三言两语之间，就把他的老底都给撂光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新会人的乡土之情。
以前没有感受到那是因为他的位置不够，现在能够获得到这种来自于故乡前辈学人的恩泽，那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
不然，他真像前世一样，到云大读书，这些老前辈想要照顾他，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归根到底，还是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