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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在研究室的惊艳表现，让容老很开心。
老先生一开心，突然来了兴趣，说要赠送他一方印章。
这礼物把苏亦开心坏了。
关键的是容老还问他，想要什么类型。
苏亦也没有扭捏，直接说要姓名章。
于是，容老就亲自给他篆刻了一枚姓名章。
四个字“苏亦专用”，相当直白。
苏亦却喜欢得不行。
之前，在南湖宾馆看着启功先生拿出自己的有机玻璃印章给他们书法作品钤印的时候，他就很想拥有自己的印章。
奈何，他没有。
自己给自己篆刻，终究是差了一点意思。
如果有师长赠送，多美好。
长者赐，不敢辞啊！
拿着手中的印章，苏亦乐坏了。
研究室的老师也一脸羡慕，因为，这份殊荣，可不是谁都有。
苏亦在感慨，顶着少年天才的人设，好处确实不少。
南怀瑾先生就曾经说过，“因为我法缘好，你们想求想学的东西，拼命去找、求人，我都是这些前辈送给我，一定要找我，‘哎呀，这个你要保留下去。’、‘哎呀，这个你也要保留下去。’所以，弄的我一生好负担。”
苏亦没有这么好的法缘。
但也不差。
他没有传承的负担。
却很讨前辈的喜爱。
都愿意给他送东西。
自然心生欢喜。
这样一来，苏亦跑研究室的次数就更勤了。
曾宪同说，容庚、商承祚二老培养学生，有放鸭式和填鸭式两种方法：放鸭就是抄字书，读专着就是填鸭。
而且第一年要抄三本字典：《说文解字》《甲骨文编》《金文编》。
第一本《说文》，苏亦从小就读，但这玩意，每一次看都是一个加深印象的过程。
《甲骨文编》作者，不是容老，也不是商老，而是孙海波。
《甲骨文编》摹写逼真，注释博采众家之长，每字注明出处，罗列异体，凡此种种优点使这一领域中的研习者乐于使用。
是一本，很好的入门级书籍。
能编写这样书籍，自然也是一位大家。
“此书之用，不仅备形体之异同，且可为各书之通检，由字形而探求字义，得藉此以为梯阶。”
以上是容老的评价，他对这本书很推崇。
苏亦在放鸭，也在抄书。
这年头资料少，检索也不方便。
不像前世，想要啥，在网上找就行，让人习惯拿来主义，但现在不行，必须靠记忆，要让这些古文字在自己的脑海生根发芽，就需要重复地抄写。
这三本书，就是三本古文字字典。
拿字典来抄写，跟抄单词差不多，大部分靠的就是死记硬背，想要练习上下文，那是在熟记以后。
反正，都是笨方法。
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基础肯定非常扎实。
前世，作为半路出家的苏亦，太清楚这种基础训练的重要性了。
想要在学术上的造诣超越前人，就需要下苦功夫。
他不仅抄书，也在看书，甚至，还在摹写青铜拓片。
之前，在古文字研讨会上，中大的几位老师也展示他们的相关研究，甚至，他们从长春返程，路过bJ，还曾经去故宫参观，故宫方面还赠送了他们一套中山三器（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拓本。
虽然都叫“中山”，但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跟中山大学，是没啥关系的。
跟故宫也没啥关系。
中山三器，馆藏所在地是河北。
但，恰好中大的孙老师作相关铭文研究，故宫方面又恰好拥有拓本，再加上都叫“中山”，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孙老师根据拓本作摹本的时候，就引起苏亦的兴趣，他想试一试。
这事，本身就拥有趣味性。
不仅是学习，还是一种新的尝试。
想要用笔把拓片的字体临摹下来，而且还需要做到不出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摹本并不好弄，研究室的老师尝试好几种办法效果都不太满意，主要是纸张跟毛笔都不太行。
普通的宣纸吸水性强，容易产生墨韵，写书法，千变万化，但复刻青铜铭文却不精准。普通的毛笔也不行，软趴趴的，写不出来镌刻在青铜上的铭文效果。
只能更换工具。
研究室对此不在行。
苏亦却不陌生。
普通的毛笔偏软，但绘画笔却很硬。
他前世在美院，临摹金文，就一直用绘画笔。
于是，他建议研究室的老师更换绘画笔。
“小苏，绘画笔能行吗？”
苏亦说，“在我们美院，很多老师都是用绘画笔临摹壁画符号，效果很不错，而且，之前长春跟启功先生聊书法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邓散木也用绘画笔写小楷，各位老师可以换一下画笔，然后配上硫酸纸临摹，效果应该会很不错的。”
于是，第二天，孙老师从家里拿来一些支老旧的画笔，还特意购买了一些硫酸纸。
对方还特意分一些给苏亦。
不过，苏亦谢绝了。
这年头，任何耗材都不便宜。
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字数也不少，手不抖好行，一旦手抖，是相当废纸的。
而且，他也不需要弄这么精细。
研究室的老师想要临摹金文，那是研究需要，要跟论文放在一起发表，必须精准。
他纯粹就是体验。
拿着铅笔，当作绘画，就可以把这些金文，分毫不错的画下来。
当他弄完，研究室的老师都笑着说，他这是作弊。
苏亦笑道，“殊途同归，殊途同归。”
说着，拿出自己的“苏亦专用”印章，沾上印尼，啪的一下，就直接盖上。
几位老师见状，也都乐了。
“可以啊，小苏，大作完成了，要不要给我们研究室留下你的墨宝啊？”
苏亦哪里好意思，“曾老师，你别逗我了，就是儿戏之作，当不得真。”
“非也，非也，不说其他的，就冲中山王鼎上那么长的铭文，还有容老给你篆刻的印章，再加上你这个北大状元郎的名头，再过几十年，这幅作品就很有收藏价值。”
“啥？北大状元郎？”
“对啊，你研究生考试，可是专业上最高分的，要是参加高考，妥妥的状元郎啊。”
“这也行？”
苏亦哭笑不得。
谁也不喜欢被人夸啊。
于是，苏亦就把临摹好的铭文作品留了下来。
曾老师还郑重其事道，“改天有时间把它裱起来，悬挂在教研室。”
苏亦，“……”
容商二老这样的书法大家坐镇的教研室，悬挂自己的作品。
需要这样逗自己吗？
总的来说，在中大古文字研究室，跟随着诸位师长学习的日子，还是很舒心的，没啥任务，也没有学术压力，不需要考试，不需要上课，也没谁规定就要去什么文章。
喜欢干啥就干啥。
平时，抄抄书，练练字，读读书，小日子过得不要太轻松。
累了，还可以跑去找吴宗麟逛一逛中大校园。
流连在绿树红墙之中，荡漾在书香墨海之间，清风拂面，书声朗朗，这种舒心的日子，一度让苏亦有着错觉自己就是中大的研究生。
心想着，要是当初报考中大的话，也是不错的。
遗憾的是，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省博那边，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正式开始编写了。
他的中大之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
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时候，正值夏季，天气炎热，祖庙博物馆库房都把人闷坏了，杨先生也因此患上背疮，大部分编写工作都是由苏亦来负责，为了赶进度，他当时都中暑晕厥过去。
这事，可把工作站的众人吓得不轻，就连地方文物局的领导都惊动了。
这一次，编写石峡遗址的报告，他们人员配置得到了不小的改善。
此前的河宕遗址主要是以杨先生为主，这一次，还有朱先生。
两个领队，分工合作。
听起来阵容很豪华，实际上，整个编写小组的人员，也没增加多少。
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除外苏亦外，还有杨先生、曹师兄，还有佛山馆的陈志杰，甚至参与发掘的队员也没少帮忙。
这一次，佛山馆的陈志杰肯定不需要参与，因为石峡遗址在曲江，跟佛山没啥关系。而替换了另外一个参与石峡遗址发掘的队员——沈明。
从这点来说，沈明同志，也算是省博文物工作队重点培养的青年学术骨干了。
其实，在前世，石峡遗址的编写小组也是四个，除了杨朱两位先生以及曹子钧外，还有一个叫李子文的研究人员，对方也是北大考古系的学生。
但是，对方85年才调入省博，现在都还没上大学。
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被沈明夺了气运。
不管李子文还是沈明，其实都不是重点。
相比较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小组，在人数上，也就多了一个人。
但，相比较河宕遗址，石峡遗址就庞大太多了。
首先在发掘面积上，河宕遗址一万左右，石峡遗址却有三万多平，是目前岭南地区最大的考古遗址，未来还入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影响力极大。
甚至发掘还分了好几次。
参加发掘的人数，更是河宕遗址的数倍。
就连考古训练班都要办了三次。
没法子，这年头，不办训练班，不把地方考古文物系统的人抽调过来，根本就找不到那么多专业人才。
去年七月份，考古简报发表以后，苏秉琦先生也写了一篇《石峡文化初论》，苏先生认为，“石峡文化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甚至，文章还上升到国际高度，“甚至还是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这篇文章对石峡遗址在学界上的影响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
然而，这文章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严重束缚编写小组的报告编写思路。
最为急迫解决的问题，就是分期问题。
是不是按照苏秉琦先生分期继续编写大纲，也是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
这方面，杨先生跟朱先生没少给苏秉琦先生写信沟通。
对此，苏先生也给出了开放式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来。
潜台词就是，如果有跟他的认知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有自己的见解。
苏先生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非要学生都要按照的分期来。
就算如此，也让两位先生老师极为苦恼。
首先是发掘简报的分期以及苏秉琦先生上的分期，以及真实情况上的分期是存在出入的。
并不是认知上错误，而是双方涉及到的地方并没有完全等同。
石峡墓葬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石峡遗址，石峡遗址有好多东西。
这两的分期，是不是要一致？或者单独来论述，甚至，不属于石峡文化的文化层，又如何描述，都是需要谨慎处理的地方。
这个问题上，只能靠杨、朱两位先生来处理，不然，曹子钧作为美工，沈明作为新人，肯定没有办法处理。
两位先生疑惑，苏亦却不会，他前世可是看过完整版的石峡发掘报告，知道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两位先生问询苏亦的建议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咱们可以重新分期，把模糊的部分再次明确起来。”
杨先生眼睛一亮，“说说你的看法。”
苏亦说，“目前来说，去年发表的发掘简报把石峡遗址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还确定了大致的年代，上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中文化层的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下文化层以泥质磨光陶、夹砂陶与大量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简报中只是明确说明石峡遗址的第一至三期墓葬为‘石峡文化’，对下文化层的文化属性没有明确的表述。我觉得这个分法多少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朱先生问。
苏亦说，“就是过于简单，发掘简报是针对石峡墓葬分期，扩大到整个石峡遗址，不仅仅有墓葬，墓葬以外的文化层如何论述？肯定不能用墓葬的分期来囊括其中，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把石峡遗址分为四期，以文化层为根据，把石峡墓葬囊括在其中，统一论述。”
他说完，朱先生笑道，“好小子，一下子就把我跟苏先生两人的学术成果都给否定了。”
苏亦连忙摇头，“可没有，我只是继承跟发扬。”
发掘简报主要是由朱先生撰写，而苏秉琦先生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论述的，都是主张分三期，结果，他现在一来就分四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推翻。
还好不是颠覆，不然就离谱了。
“还有呢？”
“差不多是这样了。”
苏亦说完，两位先生就不依他了。
“你既然觉得要分为四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吧？都说一说，不要藏着掖着。”
于是，苏亦就真的说了。
“其实，简报中，把开口于下文化层的墓葬，根据叠压、打破关系以及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被分为三期，其他墓葬为第四期。我的思路也是从这里来的，而且，苏先生的文章对下文化层的年代也做了更详细的论述，认为下文化层不仅有距今5000～4000年的遗存，还包括距今6000～5000年的一部分遗存。我是把这些元素都结合在一起，然后重新划分的。”
对于这段话，两位先生也没有反驳。
研究分析，在前辈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补充跟纠正，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苏亦的说法，也不是胡说八道，于是，两人示意他继续。
“其实，根据我的研究，咱们可以把石峡文化或第3层早期分为第一期。”
“根据是什么？”朱先生问。
苏亦说，“主要还是根据陶器分类，这一时期的陶器的火候低，易破碎，纹饰有细绳纹、刻划纹、指甲纹、小圆圈纹等，器类主要有釜、圜底罐、圈足盘等。”
“第二期呢？”
两位先生也没有发表评论，而是让他接着说。
“第二期，就是遗址的下文化层，即石峡文化。结合简报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下文化层及第一至三期墓葬为石峡文化遗存。”
“第三期呢？”
“第三期，也就是遗址的中文化层，对应的，就是简报中所称的第四期墓葬。如果细分的话，第四期墓葬还分前、后两段。”
“根据是什么？”
“还是陶器的分类，这个时期的陶器的特点为大敞口、高领、折肩、凹底或圜底，石器中最有特点的是石戈、石环。”
朱先生点头，笑道，“那么你的第四期，应该就是遗址的上文化层了吧？”
苏亦笑道，“是的！这一时期的有饰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的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器和小型青铜工具、兵器。”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杨先生说。
苏亦想了想，说，“我看了一下资料，比较难分期的话，还是第一层，它分布于整个发掘期，被石峡文化墓葬和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所打破。而且遗迹、遗物较少，这一时期稍微不注意，很容易就模糊过去。”
“此外，就是第二期，除遗址的地层外，还有大量的墓葬，这一时期的墓葬，其实也可以继续细分，可以按照简报的来，至于，墓葬的第四期已经不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所以我就划入了第四期，这部分在简报中，背笼统的分为石峡遗址中文化层。”
他说完，看着两位先生的望着的眼神有些怪。
苏亦连忙说道，“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愚见，两位老师不要见怪，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瞬间，两位先生都笑起来了。
“小滑头。”朱先生笑，“之前我就杨师兄说你在地层学方面的学的比较精通，深得梁思永先生的真传，现在看来，杨师兄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这家伙也深得苏先生瓦鬲分类的精髓啊！”
苏亦憨笑，“献丑了，献丑了！”
这年头，正是考古学“中国学派”崛起的黄金年代，在科技考古受限的年代，以苏先生为首的瓦鬲分类，器物排队，就是考古学断代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方式。
想要研究史前文化，没有这本领，搞不定啊。
当然，苏亦也没有掌握啥精髓。
他对考古类型学，顶多算是摸到门槛。
石峡遗址，他现在能够接触的就是一两篇文章，以及库房里面还不知道整理到猴年马月的出土器物。
要不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他要是跟大言不惭地说上面这些话。
早就被两位先生给轰出去了。
然而，更加让苏亦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两位先生点了点头，朱先生就说道，“既然如此，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一篇石峡遗址发掘与分期文章吧。”
怎么可能。
苏亦连忙摇头，“不行，我连石峡遗址发掘都没有参与，不合适写这个文章。”
不曾想朱先生坚持，“没事，我来给你当指导老师。”
苏亦还是摇头，“不合适，这些都不是我的成果。”
“可是你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这个见解，我跟杨师兄也非常认同。”
苏亦只能弱弱地说道，“朱老师，我真的不合适，我研究的是佛教考古，对史前考古不擅长，也没有参加石峡遗址的发掘。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我都不合适。”
最终还是杨先生说，“行吧，文章让你朱老师来写，到时候，给你第二作者的署名，这个没有问题吧。”
朱先生说，“我没意见。”
苏亦也连忙表态，“我也没意见。”
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对于这一幕，曹子钧跟沈明俩人也见怪不怪了。
尤其是沈明，他跟苏亦相处这段时间，更加夸张的事情都见过，更别说，跟朱先生合作写文章这种小事了。
唯一让他感慨的就是苏亦小子，还知道谦虚了。
……
学界普遍认为，田野考古包括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三个阶段。
考古发掘部分，肯定是要从布方开始，包括辨认土色，划分堆积单位，清理遗迹，提取遗物，记录发掘等；
资料整理部分，从清洗、拼对、粘接陶片开始，包括修复器物，核对文字、图纸、影像记录，挑选标本，制作卡片等；
至于报告编写部分，主要是从器物排队开始，包括遗存分类，认识遗存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复原考古遗存反映的古代社会等。
石峡遗址的发掘，苏亦没机会参与，就不说了。
资料整理，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发掘工作站，另外一部分则是库房整理。
如果人数足够多，发掘跟资料整理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没有时间限制，而且越早弄出来越好。
发掘报告编写，是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跟资料整理同步进行，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工作。
然而，考古发掘跟发掘报告是没法同步进行的，实际条件不允许。
之前在苏亦参与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也是在杨式挺做好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然，想要搞器物排队，根本就有条件。
那么发掘报告，为啥要搞器物排队，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
说的直白点，就是历史的选择。
苏秉琦的类型学，甚至比夏鼐先生所秉持的“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派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更加获得社会各界的接受，这个问题，有点大，一时半会儿也论述不清楚，暂且不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考古报告晦涩难懂，很正常，就算是学历史的，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不知考古遗存如何保存下来的，更不知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如何揭示和提取考古遗存的，自然也就看不懂。
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考古资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资料是怎样规整梳理的，对于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此外，没有编写过考古发掘报告，就不会知道考古资料是按照何种逻辑来编写的。
看不懂考古报告，也很正常。
别说学历史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也时常有类似的抱怨，看不懂发掘报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够了功夫，不看发掘报告，也是可以从事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学史，研究文物学，这类从业者也不需要参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然而，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只有经过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成报告、论文写作四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
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石峡遗址来说，他没机会参与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一些关键性的文章，他不合适写，写了，没人信服。
在编写小组中，他更多起到一个辅佐作用，不是决定性岗位。
发掘报告的编写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是一个大项目。
文章的发表，算是阶段性的成果。
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差不多。
报告报告的编写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期，把这个东西搞定了，其他东西都是填充了。
器物的分类整理，这个急不来。
登记造册，各种制定表格。
整个过程就是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重复。
枯燥且乏味。
而且，环境也好不到来去，之前是夏天，热。现在初春，也冷。
待在库房，就更加阴冷了。
时不时就要把这些器物搬到院子外面透风。
苏亦还要绘画。
之前他的对第一期的划分，就是根据自己绘画的打破叠层图来给出依据的。
除了这些，还需要绘画大量的器物图。
各种器物剖面图、演化图都要绘画。
尤其是重点器物，一个都不能少。
这可是个大工程。
短短一两个月肯定是干不完。
编写小组也没打算今年内就完成，只能算尽最大的可能去完成，啥时候，完成并不确定，因为省博的考古发掘任务非常重，编写小组的两位领队都是带头人，他俩也没有办法待在省博很长的时间。
趁着春节这个空挡，开始推进编写进度。
期间，还要发表文章以及处理其他工作，这种进度就更慢了。
其实，苏亦也没闲着。
他除了整理资料外，也在做各种事情，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写写画画。
练习书法篆刻的时间是没有了，但不忙的时候，拿着手卡来背从《甲骨文编》茶歇下来的甲骨文，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此外，他也在写文章。
而且，还是关于石峡遗址的。
不过他的切入点，跟朱先生不一样，他不搞分期。
这玩意太累了。
需要各种细致的器物排列。
想要出成果，就要好几年。
君不见张忠培先生在弄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一弄就是好几年。
就算是朱先生，一生都在研究石峡文化。
他之前的分期就是夸夸其谈。
大方向没错，但细节方面，还需要各种补充，还需要横向梳理岭南史前考古的出土的陶器类型，不然经不起推敲，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各种要做。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写石峡遗址发掘与分期相关文章的原因之一。
他虽然是广东的靓仔，却对岭南考古没有深入的研究，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文章，暂时不合适来弄。
那他要写啥呢？
当然是要写稻作起源的相关文章。
之前的他写的石峡遗址栽培稻遗迹初探成功发表在《文物》上，这一次，有机会接触石峡遗址的资料，还参与编写发掘报告，他肯定还要继续这个方面的工作，不能半途而废。不然，他想要在农业考古方面有所作为基本上不可能。
实际上，现在也还没有农业考古这个概念。
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
甚至，稻作起源也还没有完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参与讨论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苏亦也是尽自己的微博之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去推动着一学科的建立。
可以说，七十年代末，国内农业考古还在萌芽阶段。
去年，被称为“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中国农业考古之父”的陈文骅，恰好43岁，这一年，他终于甩掉头上带的“帽子”。
这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干了一件大事，创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还曾经被《光明日报》报道，指出这是“利用文物考古为农业科技发展服务的有益尝试。”
国家相关部委的领导也相续到南昌参观。
于是，这个展览也准备赴京展出。
正式赴京展出，还要一年以后，未来还要到全国各地做巡展。
然后，陈文骅就出名了。
成名以后的陈文华，干了一件事，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农业考古》。
1981年《农业考古》期刊的成功创办，才让农业考古成为正规军，国内学界才真正认识到有农业考古这一概念，也成为农业考古这一新学科诞生的标志。
现在嘛。
关于农业考古，还是探索阶段，没谁用这个概念。
之前，苏亦写的石峡栽培稻遗迹相关文章发表在《文物》，真正算起来的话，算是七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论述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
这篇文章一发表，陈文骅就直接写信到省博，想要跟苏亦交流。
奈何，苏亦不是省博的研究人员，对方根本没有他的通讯方式，因为当时通讯单位就是省博而不是北大。
杨先生只能代为转达。
一二来去，时间就浪费在信件邮寄的路上了。
苏亦前段时间又比较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兼顾这边，这事就不了了之。
现在，他恰好回到省博，杨先生旧事重提，苏亦也不能继续鸽了人家，就开始给陈文骅回信。
大致介绍他的情况。
又说自己是学生，学业为重，研究领域不对口云云。
反正就是表达一个意思，老陈，农业考古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只是一个尝试，你别多想。
不曾想陈文骅的回信，更加诚恳。
说国内从事相关的研究学者稀少，青年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苏亦作为北大学子，年轻一代的领军人，愿意从事这领域研究，难能可贵，万望他百忙之中继续从事相关研究，为农业考古一领域之研究添砖加瓦。
不仅如此，还给苏亦寄了不少的相关资料。
甚至，担心苏亦觉得农业考古这一领域研究没前途，还特意点明自己的“农业科技展”大获成功，已经获得国家科委、农委相关领导的重视，未来还要赴京展出，到时候，希望苏亦能够赏光到场。
这个时候，陈文骅还没有创办专业期刊的野心，只能算是尽自己的能量去推动这专业领域在考古行业的分量。
苏亦也没提这事。
毕竟，陈文骅的农业科技展还没有真正的大获成功，也没有全国巡展，更没有名声大噪。
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创办《农业考古》期刊。
但对方寄过来那么多专业资料，甚至还担心苏亦精力有限，特别把自己这些年使用过的农史文献整理成目录寄过来。
如此一来，苏亦就没有办法敷衍了。
不冲其他，就冲人家这份诚意以及热心，苏亦也要继续这个方面的研究。
结合自己写的石峡栽培稻遗迹相关文章，以及陈文骅赠送过来的资料。
苏亦觉得有必要论述一下国内稻作起源问题了。
之前他的文章观点，是结合石峡栽培稻作遗迹去简单论述丁颖教授的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观点。
之前的文章，苏亦只是提供考古资料证明，并不是支持这个观点，本身来说，他没有观点倾向性。
但这一次，他想尝试提出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观点。
从后世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说，稻作起源“华南说”只是众多观点之中的一个，也不是最有权威性的，毕竟后来，江西仙人洞遗址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栽培水稻遗存。
然而，单凭这一点，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江西就是水稻的起源地，只能算是起源地之一，毕竟从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发现栽培稻，就说明它是起源地。
就算这里真的是起源地了，你就能百分之百的否定了其他地方不是起源地吗？
也有可能，各个地方齐头并进，水稻有多个起源地呢。
正因为如此，稻作起源成为农业考古一个非常热点的研究问题。
各种学说观点层出不穷，不断地有新的考古发现来推翻自己的观点，学者的观点也在不断的改变。
就算后世，稻作起源“华南说”也有一定的认可度。
苏亦虽然是广东的靓仔，但他也不是“华南说”的扞卫者，他只是抛砖引玉，让学界去关注这个问题吧了。
想要让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学术热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知名学者去带动，奈何，苏秉琦先生现阶段只关注石峡文化，不关注稻作起源，更不关注“农业考古”。
因此，他只能从石峡遗址的稻作遗存出发，毕竟近年来，石峡文化就是最大的学术热点，学术新人写文章不蹭热点，没人看啊。
先蹭热度把文章写出来。
只要发表了，就好像一个靶子一样，立在那里，谁看见了，看不顺眼或者看顺眼了，都可以写文章开喷或者讨论。
只要热点起来，不管别人碰瓷还是等着别人来碰瓷，对于推动农业考古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都是有帮助的。
不怕别人碰瓷，就怕别人不搭理。
一旦学术上有热度，再结合陈文骅的“古代农业科技展”的巡展大获成功，对方个人知名度影响力上来了，学界热点也上来了，多点结合，势必会获得官方的支持，《农业考古》创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都是套路。
从某种程度来说，苏亦也算是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为中国农业考古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想想，也挺伟大的。
就算他的自己的研究方向，也都没有这样卖力吆喝。
从这个方面来说，他绝对对得起陈文骅先生的殷切期待，或者说，远远超出对方的预期。
说不定，一不想小心，就真的成为国内农业考古的领军人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