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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庆历元年七月,第一批考核报告就送入了汴梁。
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颁布,由于朝廷给了适应期,于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御史衙门开始进行核查。
整个核查的流程是这样,中央朝廷那边,每个衙门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放在本部门的检法案。
本部门内部督查并非后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当中都设有检法案,负责本部门的纪律、督查、以及审问,甚至还有审判和裁决的权力。
检法案会监督本部门的人员看是否完成了任务,完成一件手里的簿籍就划掉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御史台那边进行处理。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第二本放在御史台负责这个部门的御史手中,与本部门的检法案进行核对。
今年开始,除了新政以外,御史台也进行了更别。每个部门有专门懂这方面知识的御史参与,如财政御史、教育御史、工程御史、军事御史、审官御史、屯田御史、巡查御史等等。
如果某个部门,比如财政部的内部考察出了问题,负责财政部的财政御史就会将情况如实上报给政制院,政制院再给相应没有完成任务的官员进行处罚。
至于最后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制院,以备政制院的人随时抽查。如此形成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一件事一考成,一个月一考成。
地方上则不同。
虽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内部纠察,却多了外部监督。
比如一个县的三本簿籍,一个是在本地县衙里,一个是在上级州府衙门,最后一个则是在地方御史司。
一县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汇报,向地方御史司负责。州府衙门的工作向路府汇报,同样也要向地方御史司负责。路一级则是向朝廷汇报,向朝廷御史台负责。
这就意味着路一级基本上是与地方御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监督,互相协作,对下级的州、县等部门进行审核,最后再统一向朝廷那边汇报。
但核查速度肯定没那么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御史层层调查、层层上报,来回车马,再在当地实地考察,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后再把结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边对官员的政绩考察结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后六月份的报告又上来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边区域以及运河沿线都还算好的,像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江西、四川、陕西、甘肃、山西这样离河南远的,能一个月送到都算是不错了。
不过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路一级的官员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视官员去核查,而偏远路的下级州府、县府,路一级的衙门与御史司可以自行处理。
比如说广西路邕州,也就是后世的南宁市,离开封府两千公里,正常情况下除非是八百里加急,否则普通公文输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这一来一回那不扯淡吗?
所以本地县一级的事务,路一级的安抚司、转运司、刑狱司、常平司、御史司就能做决断。实在决断不了才会上报,然后再把几个月的事情汇总,过一段时间报一次。
而且这五监司都有向政制院汇报的权力,地方上还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级同样有镇抚所,镇抚使也负责督查、监督等事务。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
没有贪污的觉得考成法让他们累得要死,以前当官喝喝茶,吃吃饭,狎狎妓,一天就过去了,每个月还能领超过百贯的工资,生活爽歪歪。
现在虽然工资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级官员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级官员倒是依旧维持原来的高工资水平。
可架不住这个卷法啊。
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没想到这考成法如此严厉,让他们无所遁形,想贪污都没机会。
一时间大家纷纷趁着这次风波,以各种理由反对考成法的继续实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丝毫没有退让。
给他底气的不是赵骏,而是现在国库确实很有钱。
历史上朝廷打了几年西夏战争,又和辽国签庆历增币,闹得财政亏空,赤字严重。
但这次不仅打仗时间很短,两年之内速战速决,而且准备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赵骏全国巡视,查了很多贪官污吏,为国库贡献了上千万贯的钱财。
其次是交子铺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进行扩张。
如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开办,往交子铺存的钱都已经数千万贯了。
还有国企改革之后,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商贩,所获数千万贯,并且国营入股,每年还有大量的分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去年年底朝廷与日本签署贸易,到如今大半年过去,宋日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贯,贸易量还在持续增加。
当时海运有巨大风险,困难重重,税率较低,只有10%,所以宋日贸易额在一年内暴涨了大概三到四倍,光税收就达到了一百多万贯,朝廷收上来的是银子,约一百余万两银。
看着不多,但这已经是巨大进步。
宋朝主要外贸收入是广州和泉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也就是广州和泉州的税收每年是二百万贯,贸易额大概在两千万贯以上。跟日本那边则主要是以宋朝进口硫磺和铜为主,且日本闭关锁国,双方在南宋之前的贸易额度都不算大。
现在直接暴涨那么多,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还有陆地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辽宋贸易,每年税收加起来得上千万贯,极大地弥补了财政的亏空。
所以在这么多增加收入的情况下,随着这几年一边打仗一边收税,大宋的国库盈余不减反增,不仅填平了以前的财政亏空,现在国库里还有七八千万贯的存余,相当于大半年财政收入了。
并且随着马上夏税收上来,国库在今年可能有一亿多贯,再加上秋税,减掉一年开支,剩个几千万贯不成问题。
有了钱之后就能给汴梁的吏员发工资,整顿好汴梁的吏治,将来在全大宋实行两税制度,分地税和国税,开始全国官吏分治,吏员纳入公职,享受国家工资,并且还有举茂才,考官员的上升通道,这将极大鼓励吏员努力工作。
因此在种种条件下,范仲淹有底气把改革进行到底,哪怕第一轮考核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查出了不少贪官污吏,他也屹立于朝堂之上,与诸多同僚唇枪舌剑,坚决不肯罢休!
这一次政制院站在了范仲淹这边,与诸部的很多官员进行了对抗,赵祯也顶住了压力,表示对这些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只是双方扯皮、争论,浪费了大量时间。
以至于这四百多名贪官污吏都还只是暂时解除了职务,都没有下狱问罪,结果到八月份,汴梁周围地方上又查出了诸多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这下不仅是汴梁大部分京官反对了,周围地方上的官吏也都纷纷向朝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闹出的动静,波及的范围比历史上庆历新政还大。
毕竟历史上庆历新政针对的只是官场八九成官员,对那些进士出身的进行考核,对门荫入仕的大范围裁撤。
而这一次涉及到的是全天下官员的考核,谁都希望日子过得舒服一点,不想那么卷下去。
所以哪怕不是贪官污吏,也想继续维持以前舒坦的生活。
然而老范态度坚决,不肯退让。
即便朝堂上下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也坚决督促各部检法处和御史台继续考成。
双方拉扯,时间就这样来到了庆历元年十月,新法实施的八个月后。
这一日御史中丞郑戬脸色严肃地坐在御史台衙署当中。
他的身边站着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李紘、王质、王洙、王素、杨察、赵拚、陈希亮等二十多个御史台中坚力量。
其中他的左右手侍御史蔡襄和尹洙脸色更是非常难看。
因为刚刚,御史台查到了一件大案,涉及到了财政部尚书程琳,宰相吕夷简、盛度!
蔡襄和尹洙是范仲淹的人,而吕夷简和盛度现在正在支持范仲淹改革。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涉及到了他们的案子,很有可能让吕夷简和盛度改变对范仲淹的支持态度。
一旦如此,那就出大事了。
然而此时他们却无可奈何,因为此事是郑戬发现,他铁面无私,这次又召集诸多同僚直接议事,就是要把事情给定性。
就听到郑戬环顾四周,沉声说道:“如此大的案子,御史台责无旁贷,你们说说怎么办吧。”
赵拚立即说道:“御史台如今承担着监管天下官员的职责,且知院三令五申,说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如果此事因为涉及到宰相和尚书就退缩,御史台威严何在,法制何在?”
欧阳修没有想明白其中关节,亦是嚷嚷道:“下官以为就该法办!别说只是涉及到了宰相之子,就算是宰相本人,亦是决不能逃脱罪责!”
蔡襄和尹洙当时就差点没给欧阳修来一拳。
这个猪队友。
他也不想想,现在范仲淹能推动改革,全靠政制院在背后支持。
如果因为这件事让范仲淹在政制院不能立足,那新政该怎么办,以后朝廷的改制又该怎么办?
但这种时候他们俩也无奈。
毕竟郑戬不是私下跟他们说,就意味着此事只能捅出去,所以他们只好默然不语。
他们不说话,其余人却对赵拚和欧阳修纷纷表示支持。
王素毫不迟疑:“必须法办。”
杨察说道:“新政下达,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等御史台肩负使命,岂能徇私枉法?”
陈希亮道:“此案也能给天下官员提个醒,就算是各部尚书及宰相,亦不能逃脱罪责,下官觉得,只有如此才能维护知院常说的法治精神!”
“好!”
郑戬看到手下范党和赵党都支持,便拍案道:“那就这样办,随我去拿人!”
当下在郑戬的带领下,召集御史台公署衙吏,浩浩荡荡,直奔吕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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